順治二年的時候，揚州城里有桂花香。有幾個戴著儒巾的老秀才在平山堂下棋，并且還爭論韃虜能夠統(tǒng)治多長時間。他們記起蒙元時期江南的士族能夠結社吟詩，就按照老的方法推測滿清會馬上取得天下，然后在馬下進行治理天下。后來證明這樣的類比是錯誤的。元朝對于江南的統(tǒng)治比較粗放，而清朝卻精細地重新構建權力網絡。

要理清誤判的根源，首先需要觀察兩個異族王朝的基因差異。蒙元將漢地視為財稅的來源，讓色目人負責收稅，而儒家精英卻能夠躲在文化的象牙塔中。滿清則是帶著《三國演義》里的權謀智慧進入關中，皇太極早已將《資治通鑒》讀得非常熟悉。最為諷刺的是，清軍在南下江南的時候特意保護書院，卻將《永樂大典》的副本運往盛京，這種既拉攏又提防的精細程度，不是元朝那種撒把鹽不管咸淡的作風可以相比的。

江南地區(qū)士紳的誤判在奏銷案中展現得十分徹底。在1661年，蘇州的讀書人依舊按照明末的習慣進行抗稅，巡撫朱國治直接革除了一萬多人的功名。有人翻找出《元史·選舉志》想要尋找前朝的慣例，卻發(fā)現元朝根本不存在如此嚴密的科舉懲戒體系。滿清已經把明朝的賦稅制度和八旗的軍事紀律結合成新的枷鎖。我覺得最為奇怪的是顧炎武一方面書寫下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話語，另一方面對于外甥徐乾學去清朝做官卻沒有發(fā)表任何意見。這種矛盾如同后來乾隆修《四庫全書》時既禁毀書籍又獎勵獻書的人一般，采取軟硬兼施的手段讓人沒有辦法進行反抗。

但真正打破元清同類幻想的，是滿清對道統(tǒng)的篡改。元朝皇帝封孔子為大成至圣文宣王，這僅僅只是走一個過場。清朝卻把程朱理學捧作官學，康熙還親自給《性理大全》作注釋，江南的大儒在私下里小聲嘀咕：這哪里像是蠻夷？分明比漢家還更像漢家！更為絕妙的是乾隆弄出朕即天下的理論，用《御批歷代通鑒輯覽》把夷夏之辨改成正統(tǒng)傳承，比元朝那種漢人自己進行的放任策略要厲害多了。

值得人們去思索的是士林的反應情況。黃宗羲在晚年讓自己的弟子參與到修明史的活動當中，而戴名世卻因為《南山集》的事情丟掉了性命。同樣是史學方面的活動，在元朝的時候最多也就是被罷官，可是到了清朝卻要面臨滅族的情況。這種差異的背后，是滿清相較于蒙元更加清楚誅心比殺人更為重要的道理。如同楊念群所說的那樣，清朝所想要的并不是讓領土讓人屈服，而是讓江南的士大夫從精神層面上去承認新朝的雅政。

或許可以這樣來看，誤判的本質是路徑依賴。江南的精英們總是用歷史經驗去套現實，卻忘記了滿清有一套參漢酌金的混合算法。八旗制度管理軍事，《大清律例》管理民事，理學家管理意識形態(tài)。這種復合型的統(tǒng)治術，不是單線條的蒙元模式能夠框住的。就像雍正罵錢名世時特意使用名教罪人匾額，這種儒家式的羞辱比簡單的流放更讓士大夫崩潰。

現在重新閱讀《桃花扇》，能夠發(fā)現孔尚任筆下國仇家恨的那種悲情，被清朝改寫成了君臣大義的頌歌。歐陽予倩在抗戰(zhàn)的時候對該劇進行改編來鼓吹抗清，這反而印證了滿清文化改造的成功。就連反清的題材都能夠被工具化利用，由此可見其話語體系有著很強的韌性。

三百多年之后回顧這場誤判，這似乎給所有知識階層敲響了一個警鐘。當新的統(tǒng)治者比你更為了解你的傳統(tǒng)的時候，最好不要輕易地去套用歷史的公式。滿清用了一百年的時間來證明，真正的征服并非在于刀劍，而是在于讓被征服者主動地去調整自己的精神羅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