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春節(jié)剛過，耿彥波調任大同市長。

第一天，他就爬上古城墻，當晚八點，直奔規(guī)劃局。他對干部說了一句：“戰(zhàn)場，要拉開了�！�

五年后，耿彥波調離。大同機場通往市區(qū)的路邊，上千人自發(fā)送別。

耿彥波的戰(zhàn)役結束了，有人鞠躬，有人落淚。

那一天，很多人才發(fā)現(xiàn)：老百姓，是會為一個離任的市長難過的。

涼粉、莜面、燒賣，還有熱氣騰騰的大同涮羊肉，在游客眼中，是這座城市最直接的味覺記憶。

如今的大同，游客絡繹不絕�？蓮拇笸茖鶛C場駛入老城區(qū)的途中，真正的震撼不是這些，而是貫穿整個御東新區(qū)那條筆直的主干道，道路寬闊，樓房成排，綠化到位，清潔徹底。

從一座西北煤城駛入這樣一片現(xiàn)代化區(qū)域，不少第一次來的人會下意識地感嘆一句：“像個大城市了�！�

司機聽見了，總是忍不住回一句：“你現(xiàn)在看到的這一切，在耿市長來之前，全都沒有。那時候破爛得很，和非洲也差不了多少。”

他說這話不是炫耀，是用一種夾雜遺憾的語氣。

而說到“遺憾”這個詞時，他總是語調一頓，接著說：“就差一點，就差最后這幾年，他如果能做完該多好。”

大同是一座“奉獻”的城市，這是不少本地人在提到過去時會用到的詞。

上世紀末，全國十分之一的原煤都出自這片土地。但榮光之后，是漫長的困頓。因為煤價受控，市場機制受限，大同輸出資源，卻未能輸出價值。

而除了煤，它什么都沒來得及發(fā)展。城市被單一結構拖累，產業(yè)轉型跟不上，基礎設施多年未動，外資、內需、人才、機會，全都繞行。

大同，失去了二十年。

“丑陋”這個詞，曾一度是外地人對大同的第一印象，而對本地人來說，卻是最刺耳的形容詞。冬天的采暖季，數(shù)千臺燃煤鍋爐齊開，城市像是被罩上一口黑鍋�？諝馕蹪幔蛭洞瘫�，天一變冷，灰土撲面。

一句話，“來了大同府，一天四兩土”。

大同，迫切的需要改變。

于是，耿彥波來了。

他看到的是一座城市在功能、管理和信心三個層面同時崩塌。主干道殘破，建筑低劣，垃圾成堆，污水橫流。冬天的冰結成黃色，夏天的蒼蠅成群。人才流失，秩序崩解，能走的早走了，還在的只是走不掉的。

幾十年未變，這種狀態(tài)逐漸被視為“合理”。直到耿彥波來了。

耿彥波個子高，臉色瘦，常年風吹日曬，皮膚發(fā)灰，衣服上帶著泥點。有人調侃他像包工頭，有人則說，他不是像工人，是比工人還像工人。

他總是站在施工現(xiàn)場，不指揮，不講話，只是看。看配料，看水泥流速，看磚的縫隙。有時候他一言不發(fā)，有時候突然爆一句臟話，誰偷工減料他一眼就能看出來。

2013年年初，他調任太原的消息傳出，大同一下子沸騰了。在惠民西城小區(qū)，一群老百姓自發(fā)湊錢為他買鞋。

2月調令下達，離任那天，大同街頭站滿了人。他們舉著寫著“耿市長別走”、“耿市長回來”的橫幅。

而就在五年前，他剛來時，網(wǎng)上還在罵他“耿瘋子”“耿拆拆”，說他不懂財政，不顧民生，只知道強拆、亂建、搞政績。

但五年之后，一座城市的態(tài)度徹底改變。

人們也終于開始反思，耿彥波，到底做了什么，讓這座習慣沉默的城市，重新喊出了自己的名字。

2016年9月底，耿彥波在太原迎澤公園檢查工作時突然暈倒。

那年，他已經(jīng)調任太原市長三年有余。盡管城市換了，崗位換了，但他的作風沒有變，還是那個習慣走工地、不肯松懈的人。

早在大同時，他就不是一個“在辦公室里坐著”的市長。有人認真統(tǒng)計過，他在大同工地上暈倒了八次。

2008年2月4日，耿彥波剛上任大同市長的第二天，他去了規(guī)劃局，看圖紙，看設計，最后直接把一整套方案全盤否定。

他說：“一定要站在明天看今天�！�

耿彥波對大同的改造，是從最容易引起反感的地方開始的：拆遷。

他剛到任，大同人就給了他一個新外號——“耿拆拆”。并不帶尊敬，更多是嘲諷和反感。在大多數(shù)人眼中，他是個強拆派，是來“折騰”的，動靜太大，說話太沖，步子太快。

他那套龐大的計劃，其實源自五十年代初為北京準備卻最終被擱置的“梁陳方案”。他試圖把那個沒在北京落地的“古今兼顧、南北分區(qū)”的理念搬到大同，在御河以東建設新城，在御河以西保護老城，把大同古城墻內3.28平方公里的區(qū)域盡可能還原到明代格局。

這是一套精密、系統(tǒng)的城市修復構想，但一旦落地，意味著巨大的資金投入，也意味著前所未有的拆遷工程。

對于一個經(jīng)濟基礎薄弱、財力捉襟見肘的地級市來說，政府要動真格，必然伴隨著大規(guī)模舉債，必然引發(fā)不小的社會阻力。

一開始很多人是反感的。他們并不關心什么“明代風貌”“梁陳方案”，他們在意的是家會不會被拆，政府的錢從哪來，以后要不要老百姓埋單。

古城墻以內，要拆掉的，是16萬戶密集分布的老房子。到他離任時，已經(jīng)完成了13萬戶。

這個數(shù)字放在任何一座城市，都是高壓工程；而在大同，卻推進得比預期順利。

原因很簡單，他不是坐在辦公室里下令的人，他親自去到居民區(qū)、拆遷點、規(guī)劃圖前，一戶一戶協(xié)調，一家一家解釋。

沒人喜歡拆遷，但他讓人相信，這事是出于責任，不是為了政績。那些被拆掉的房子，大多是危舊樓房，擁擠破敗，冬天沒暖氣，水電管線年久失修，住在里面的，多是買不起新房的老人和低收入群體。

他的造城運動，其實切中了這些人生活的現(xiàn)實困境。

除了住，他也改空氣。作為一座典型的煤炭城市，大同的污染幾乎是全省之最。2008年冬天，他頂著不小阻力下令，減少甚至禁止市區(qū)內使用散煤采暖。

全市范圍內拆除燃煤鍋爐三千余臺，年減少煤炭消耗24萬噸，二氧化硫排放2800噸，煙塵4800噸。

推進熱電聯(lián)產集中供熱，總覆蓋面積達4300萬平方米，主城區(qū)第一次實現(xiàn)集中供熱全覆蓋。

在這個過程中，他不僅管“灰”，也開始動“綠”，大幅提升城市綠化率，整座城市慢慢從黑灰色轉向明亮、整潔的輪廓。

從情感上說，不少大同人至今仍念著他。他不是完美的人，也并不擅長取悅大眾，但他干了別人不敢干、也不愿干的事情。他有一種不常見的倔強和實干的氣質。

他管工程的方式近乎執(zhí)拗，早上五點常能在工地看到他。有時候騎著自行車，有時候坐著司機的車，沒有太多隨行人員。

他盯施工標準，建材必須分類堆放，否則直接清場。他一年到一個安置房小區(qū)去了十八次，盯著施工，查管道，甚至連墻面脫皮都要親自盯整改。

過去，大同人對“市長”這個詞沒太多概念，更談不上印象。誰是市長，在哪辦公，從不關心。耿彥波來了，先把市政府圍墻拆了，說“群眾想進來，就該進得來”。

他沒設門檻，現(xiàn)場就是辦公室，有問題隨時說，有事直接找。

五年時間，大同人見耿市長的頻率，比見自家街道主任還高。

當然，那幾年，大同確實亂。到處是廢墟，到處是臨建，塵土飛揚，機器轟鳴，不少人嘴上罵、心里煩。

但也正是在這種混亂里，一條條新路拉通了，一批批新樓拔地而起，空氣質量在變，城市面貌在變。

許多人覺得，耿彥波有才，但不世故；有想法，但不合時宜。

他常常當眾發(fā)火，罵人不拐彎，有時候罵得難聽，有時候干脆動手。比如那次，在大同開源街，因為電線桿子沒完全按圖紙就位，他當場怒了，抄起手邊的礦泉水瓶就砸向包工頭，劈頭一句：“你是想讓大同交兩次錢嗎？”

還有一次，在三中對面工地，看到施工質量嚴重不達標，監(jiān)理支支吾吾想搪塞，他火氣上涌，一把抓住對方衣領，當街質問：“你們這是糊弄誰？”。

對不喜歡他的人來說，耿彥波太折騰了。從大同到太原，幾乎一個套路：拆、建、壓、改，動作密集，預算高，財政吃緊。

在這些人眼里，他留下的，不是城市新貌，而是高負債的攤子。

但在支持他的人心里，判斷一位市長的標準其實很簡單：清廉、勤勉、有擔當，不貪、不混、不躲事，能帶著大家把事干成。

這幾個詞，耿彥波全符合。

他的日常沒什么“市長范兒”，更多像一個實打實的工程人。

紀錄片里，有一個鏡頭讓很多人印象深刻——妻子忍不住哭著勸他休息，說：“你不想活了嗎？”

他沒有正面回答，只是繼續(xù)安排第二天的工地日程。

還有一個鏡頭，是他看到某商人倉庫里收藏的山西磚雕時的興奮神情，一下子從嚴肅市長變成了普通人。

這些細節(jié)，讓人意識到，耿彥波不是一位坐在辦公樓里做決策的“上級”，他有汗，有情緒，也有執(zhí)念。

所以2013年初，在他離開大同前，惠民西城小區(qū)的居民湊錢給他買了一雙新皮鞋。

這個小區(qū)是拆遷安置點，多是從平房搬進來的普通百姓，沒什么多余的錢，也不懂政務大事，只知道：那幾年，耿市長的鞋總是臟兮兮的。

他們記得耿彥波來過，記得他站在工地上灰頭土臉，記得他一言不合就上手糾錯，也記得他在會議上拍桌子說“城市不能再拖了”。

當?shù)爻鲎廛囁緳C曾說：“以前三年修一條路，修了還得返工，‘拉鏈馬路’天天挖。耿彥波來了以后，一年修幾十條，修完就是穩(wěn)穩(wěn)的。”

他們不懂規(guī)劃，但他們開車，有沒有坑洼最清楚。路修得好不好，不是紙面報告寫的，是輪胎和減震告訴他們的。

所以耿彥波離開大同時，有成百上千的市民自發(fā)上街送別。

他們拉著橫幅，寫著標語，高喊“耿市長，別走”、“耿市長，回來”。

耿彥波不是完人。

但他給大同留下的，是幾十年來少見的整潔、干凈、有秩序的城市輪廓。

那些爭議、罵名和反對聲，最終也掩不住這樣一個事實——他曾實實在在地試圖讓一座城市好起來，并且真的推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