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6月，一艘載著特赦日本戰(zhàn)犯的輪船離開中國港口，甲板上，老人對著日記痛哭流梯：那晚在宜昌，我們鋸斷了一個中國硬漢的腿，沒打麻藥，他連哼都沒哼一聲。

1956年6月，天津塘沽港的風挺大。

一艘輪船正準備起錨，甲板上站著個叫鹿田正夫的日本老頭，哭得那叫一個稀里嘩啦。

他包袱里塞著本日記，有頁紙皺皺巴巴的，全是陳年淚痕。

這老頭哭的不是戰(zhàn)敗，是嚇的。

哪怕過了十幾年，他只要一閉眼，就能看見那個在宜昌被活活肢解的中國軍官。

這種恐懼，不是怕死，是怕遇見鬼神。

把時間條拉回到1944年8月。

那時候，仗打得那叫一個慘，整個抗戰(zhàn)都到了拼刺刀的階段。

宜昌這地方，卡在長江的嗓子眼上，中日兩邊都在這兒死磕。

對于日軍第39師團來說，這骨頭太硬，崩了好幾顆牙都啃不下來。

為了破局，這幫孫子徹底不要臉了，違反國際公約，開始搞大規(guī)模生化戰(zhàn)，代號叫“毀滅”。

這人是個中國軍官，衣服爛得跟拖把布似的，下半截身子泡在黑水里，那眼神，跟鷹一樣，死死盯著日本人。

小鬼子剛想把他拖上來，旁邊有人看了一眼他的腿，直接嚇得嗷一嗓子：“是病菌！”

大伙湊過去一瞧，好家伙，這哪是腿啊，整個右小腿腫得跟爛木頭樁子一樣，紫黑紫黑的，皮肉都翻出來了。

懂行的鹿田一眼就看出來了，這是炭疽桿菌，前幾天那200枚毒氣彈造的孽。

這玩意兒感染了，疼起來跟凌遲沒區(qū)別，可這哥們兒硬是在水溝里趴了一整天，一聲沒吭，還掩護戰(zhàn)友撤退了。

鹿田正夫這人鬼得很，覺得這軍官是個大魚，沒舍得殺，直接帶回營地審訊。

一開始，這軍官嘴比鐵還硬，就說自己是第75軍第6師的一個連長，別的字兒都不多吐一個。

鹿田就開始玩套路，先是用刑，沒用；然后就開始糖衣炮彈，許諾讓他當“皇協(xié)軍營長”，一個月給3000塊大洋，還給配日本娘們兒。

這待遇，在那時候那就是天價，相當于現(xiàn)在的千萬年薪加海景房。

有意思的事兒來了。

對于日軍端上來的酒肉，這連長是一點不客氣，抓起來就吃，端起來就喝，跟在自個兒家一樣。

鹿田一看有戲，趕緊湊過去問布防圖。

結(jié)果這連長把酒杯一摔，拿眼角夾著他，冷冷地甩出一句：“我是抗日的中國人！”

這就是傳說中的“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但這代價太慘了。

這一下把日本人給惹毛了，軟的不行來硬的。

這時候，那個叫近藤的軍醫(yī)來了。

這貨根本就不是醫(yī)生，就是個披著白大褂的屠夫，屬于細菌戰(zhàn)部隊的。

他看見這連長的爛腿，眼珠子都亮了，跟看見啥寶貝似的，非要拿活人做實驗。

在聯(lián)隊那個陰森森的手術(shù)室里，十幾個日本實習醫(yī)生圍了一圈，準備看“教學演示”。

近藤切了塊腐肉在顯微鏡下看了看，興奮得直哆嗦，然后下達了一個讓正常人聽了都發(fā)瘋的命令：截肢，不打麻藥。

鹿田正夫在旁邊看著都覺得腿肚子轉(zhuǎn)筋。

近藤拿酒精往那把粗糙的鋼鋸上一噴，二話不說，直接就往連長的腿骨上拉。

咱們平時手被紙劃個口子都疼半天，這可是拿鋸子生鋸骨頭啊，還沒有麻藥！

那種疼，直接順著神經(jīng)往腦仁里鉆。

連長疼得全身肌肉都在抽抽，汗水混著血水，把手術(shù)臺都給洗了。

但他愣是咬碎了牙都沒求饒，直到疼暈過去前，那雙充血的眼睛還死死瞪著鹿田。

那眼神分明在說：你可以鋸斷我的腿，但你永遠鋸不斷中國軍人的脊梁。

這十幾分鐘的“手術(shù)”，把鹿田正夫看得一身冷汗。

但這還沒完，噩夢才剛剛開始。

腿鋸下來了，人還在昏迷，近藤這變態(tài)還沒玩夠。

他一邊吹噓毒氣彈弄死了幾萬中國人，一邊又舉起了手術(shù)刀。

這次是活體解剖。

就在這個奄奄一息的連長身上，從皮膚到肌肉，再到內(nèi)臟，一層層劃開，一邊劃一邊給學生講解病菌是怎么擴散的。

手術(shù)室里，這幫畜生甚至還因為發(fā)現(xiàn)了“新現(xiàn)象”在那兒歡呼。

折騰了一個多小時，這場屠殺終于結(jié)束了。

那個連長斷氣了。

但他死的時候，眼睛瞪得溜圓，直勾勾盯著天花板，一副死不瞑目的樣子。

鹿田正夫走出手術(shù)室的時候，腿軟得差點跪地上。

他本來以為自己殺人如麻早就麻木了，但這個中國連長在極刑面前表現(xiàn)出的那種意志力，直接把他的心理防線給轟塌了。

他在日記里寫，這根本不是普通人，這個民族骨子里有一種可怕的力量，什么先進武器、什么酷刑，在這股力量面前都是渣渣。

這不是肉體的較量，這是靈魂的碾壓。

這段事兒被埋了十幾年，直到1956年鹿田正夫回國前才敢說出來。

那個連長的名字，沒人知道，也沒地方查了。

像他這樣的無名英雄，在抗戰(zhàn)里不知道有多少。

但就是這些連名字都沒留下的人，用血肉把侵略者給擋住了。

那位連長雖然身體被切碎了，但他那句“我是抗日的中國人”，哪怕過了八十年，聽著還是讓人震憾。

1956年那個夏天，鹿田正夫帶著那本滿是罪惡和恐懼的日記滾回了日本，直到死，他都沒敢再踏上中國一步。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