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1月，上海港的汽笛聲顯得特別刺耳，一艘滿載日本遣返人員的輪船正準備起錨。

在擁擠的甲板上，站著個神情復(fù)雜的男人，帽子壓得很低，眼神一直在躲閃。

這人叫佐方繁木，前日本陸軍少將。

就在幾個月前，他的頂頭上司、第六方面軍司令官岡部直三郎大將，剛在上海提籃橋監(jiān)獄里因為腦溢血暴斃，成了戰(zhàn)后在中國死得最高級別的日軍將領(lǐng)；而他曾經(jīng)的老領(lǐng)導(dǎo)、那個制造了南京大屠殺的元兇松井石根，這會兒正被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死死釘在被告席上，脖子上幾乎已經(jīng)感覺得到絞索的涼意了。

但這事兒吧，越想越覺得不對勁。

佐方繁木這個從“二·二六”事變后就潛伏上海、全程參與侵華戰(zhàn)爭的幕后操盤手，居然神奇地躲過了審判。

他手里攥著一張回家的船票，像個沒事人一樣混在難民堆里溜回了日本。

要知道，作為核心參謀，他肚子里裝的那些秘密，要是抖落出來，足夠把更多的戰(zhàn)犯送上斷頭臺。

可歷史有時候就是這么充滿了漏洞，讓他鉆了個空子。

咱們今天不聊那些教科書上名字都聽出繭子的大戰(zhàn)犯，單把鏡頭對準佐方繁木這個人。

為什么要聊他？

因為懂行歷史的朋友都知道，日軍侵華體系里，有一種人比前線揮刀的將領(lǐng)更可怕，那就是所謂的“昭和參謀”。

佐方繁木就是這一類人的典型標本：陸軍士官學(xué)校32期、陸軍大學(xué)40期畢業(yè)，走的完全是徹頭徹尾的精英路線。

他和那個后來在沖繩島被逼得切腹自殺的長勇是同學(xué)。

這幫人有個共同點，腦子里裝的壓根不是什么傳統(tǒng)的武士道騎士精神，而是冷血的算計和瘋狂的擴張欲。

早在1935年，這哥們就以駐再武官的身份潛伏上海了。

那時候的大上海燈紅酒綠，他在暗處像只蜘蛛一樣編織情報網(wǎng)，連哪條巷子能過坦克、哪座橋承重多少都摸得一清二楚，這就為后來日軍在淞滬會戰(zhàn)中的精準打擊提供了關(guān)鍵坐標。

最讓人脊背發(fā)涼的，還是他在1937年冬天的行蹤。

當(dāng)時上海淪陷，殺紅了眼的日軍直撲南京。

原本的司令官松井石根因為肺結(jié)核身體不行了，逐漸被架空，皇族出身的朝香宮鳩彥王中將接過了指揮棒。

大家注意這個時間點，12月10日總攻令下達，緊接著南京城破。

朝香宮鳩彥王那道遺臭萬年的“殺掉全部俘虜”的密令，是在聽取了各路匯報后簽署的。

這時候佐方繁木是什么身分？

上海派遣軍司令部附。

說白了，他就在那個瘋狂的指揮部里。

在那些決定三十萬生靈涂炭的決策會議上，他絕對不是端茶倒水的旁觀者。

雖然戰(zhàn)后他極力隱瞞，把責(zé)任都推給死人，但作為以“下克上”和“獨斷專行”著稱的日軍參謀集團成員，他絕對不是無辜的路人，而是這臺殺人機器上精密且冷酷的齒輪。

逃脫了南京的直接罪責(zé)后，佐方繁木的仕途其實并沒有想象中那么順。

這也算是日本陸軍內(nèi)部派系斗爭的一個縮影。

為了平息國際輿論對南京暴行的指責(zé)，日軍大本營玩了一手“換馬甲”，撤銷了原有番號，佐方繁木也被調(diào)回大本營“冷藏”了一段時間。

這就跟現(xiàn)在的公司高管出了事，先調(diào)離崗位避避風(fēng)頭一個道理。

等到1939年他再回中國時，身份變成了第十三軍司令部參謀。

這時候他的對手變了，在江蘇、浙江、安徽一帶，他面對的不僅有國民黨的第三戰(zhàn)區(qū)，還有那是讓他頭疼不已的共產(chǎn)黨領(lǐng)導(dǎo)的新四軍。

在那幾年的江南水鄉(xiāng)，日軍雖然占著城市，但只要一下鄉(xiāng)就是地雷戰(zhàn)、游擊戰(zhàn)。

佐方繁木這個所謂的“中國通”，面對這種打法徹底懵了。

他的情報特長在人民戰(zhàn)爭的汪洋大海里顯得越來越無力，這就好比一拳打在棉花上，不僅使不上勁，還把自己累個半死。

戰(zhàn)爭后期的佐方繁木，混得那是相當(dāng)狼狽，這正好印證了日軍那是一年不如一年。

1942年他被扔到第四十師團當(dāng)參謀長，駐扎在湖南。

這支部隊也就是個丙種師團的命，窮得叮當(dāng)響，連重武器都被削減了，野炮兵聯(lián)隊被撤銷，實際上就是一支治安部隊。

他在那里折騰了一年多，除了在華容、監(jiān)利搞搞掃蕩，搶老百姓點糧食，基本沒打什么像樣的大仗。

直到1944年底，日軍為了打通大陸交通線做最后的掙扎，搞了個第六方面軍，佐方繁木才又爬回了高層，當(dāng)上了少將軍政部長。

但這會兒，這不就是秋后的螞蚱，連蹦跶的力氣都沒了。

整個日軍體系已經(jīng)崩盤，他這個軍政部長，管的除了一堆爛賬，就是一群毫無斗志的殘兵敗將。

真正的高潮是在1945年9月18日。

大家細品這個日子，中國第六戰(zhàn)區(qū)司令長官孫蔚如上將特意選在“九一八”這天，在漢口中山公園接受投降。

這一天，天上下著小雨，佐方繁木站在岡部直三郎身后，看著這些昔日不可一世的“皇軍”將領(lǐng)，必須脫帽、解刀，雙手呈遞給中國將軍。

那不僅是軍刀的交接，更是日本軍國主義脊梁骨被打斷的聲音。

那天的漢口，數(shù)十萬武漢市民涌上街頭，歡呼聲震天響。

佐方繁木低著頭，死死盯著地面，不知道那一刻，他有沒有想起八年前在南京城頭的囂張氣焰？

估計那時候他心里想的只有怎么保住這條命吧。

歷史有時候就是這么充滿了遺憾和諷刺。

雖然岡部直三郎被定為甲級戰(zhàn)犯并死在獄中，但作為具體執(zhí)行層的佐方繁木，利用戰(zhàn)后初期混亂的甄別機制，以及美軍急于完成遣返的草率心態(tài)，竟然混過了審查。

他沒有像長勇那樣切腹，也沒有像松井石根那樣上絞架，而是灰溜溜地回到了日本老家熊本。

不過，蒼天饒過誰？

復(fù)員后的他并沒有過上什么好日子。

日本戰(zhàn)后也是一片廢墟，通貨膨脹厲害得嚇人，老百姓連飯都吃不上。

再加上戰(zhàn)犯的心理陰影一直籠罩著他，他整天活在恐懼中，生怕哪天被盟軍重新抓回去。

他逃過了法律的審判，卻終究沒能逃過命運的清算。

1954年4月，佐方繁木在熊本病死，終年54歲。

這個帶著一身洗不凈的血腥味的劊子手，就這么無聲無息地消失在了歷史的垃圾堆里，連個像樣的葬禮都沒有，也算是報應(yīng)了。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