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是乾隆四十七年，江南一帶剛下完一場雨，街上濕漉漉的，青石板泛著冷光。

蘇州城外一個叫蔣家浜的小村子，村口那家姓陸的人家，突然來了兩名穿著藍(lán)布袍的牙婆。

她們沒帶太多行李，只背著個竹簍，里面放著幾張寫好的契紙和一小袋碎銀子。

陸家是村里出了名的窮戶。

男人早年間因病去世，留下寡婦帶著三個孩子熬日子。

大兒子剛剛十歲，整天在田埂邊抓田螺換幾個銅板。

小女兒才五歲，餓得臉都瘦脫了形。

那天來的牙婆說話倒是挺客氣：“我們這邊正好有一戶人家要收個家生丫頭，年紀(jì)越小越好養(yǎng)，價錢也公道。”

陸家寡婦抱著女兒沒說話。

她坐在灶門口，手指不停地搓衣角。

牙婆看她不吭聲，也不催，只是輕聲說：“五兩銀子，現(xiàn)錢。

再遲幾天，可能就沒有這樣干凈的人家收了。”

說到底，也沒什么選擇。

不賣，幾口人都得餓死。

賣了，起碼還能活下去。

那天傍晚，小女孩被帶走了。

她的名字沒人記得了，只知道牙婆在契紙上寫的是“陸氏家女，年約八歲，愿為丫鬟，賣身終身”。

那張契紙后來留在了買家府上的賬本里，跟柴米油鹽寫在一塊兒。

旁邊還備注了一句：“容貌尚可，聽話。”

這就是“丫鬟”的來歷之一。

不是被挑選出來的，而是被逼出來的。

說起來，清朝那會兒買賣丫鬟的事兒，并不算稀奇。

尤其是在江南這一帶，家家戶戶講究排場，稍微有點家底的都要雇幾個“人手”，不然連親戚都瞧不起。

更別說那些官宦人家，買丫鬟跟屯糧差不多，是身份的象征。

價格也不固定。

和平年間，漂亮一點的十幾二十兩銀子不算貴；戰(zhàn)亂時，五兩銀子就能買個年幼的。

買回來干什么？干活是最基本的。

洗衣、燒飯、喂雞、帶孩子，什么都要會。

可有些人家，買丫鬟不光是為了這些。

有一位姓沈的老爺，家在杭州。

他家的賬冊上，乾隆五十年那頁，寫著“購婢一名，十七兩，面清秀，年十三”。

旁邊還夾了一張小紙條，是他吩咐管家寫的：“養(yǎng)兩年，調(diào)教得法，可作房用。”

“房用”兩個字，在那年頭不稀奇。

意思就是，等女孩長大一點，模樣再好看些，就可以“進(jìn)房”。

不是成親，不是正妻，而是小妾。

她們的命運，往往從進(jìn)門那一刻就注定了。

可也不是所有人都能“翻身”。

大多數(shù)丫鬟這一生連姓氏都不能保留，更別說自由。

她們起得比雞早，睡得比狗晚，一年到頭只有寥寥幾個時辰能歇下來。

生病了也得硬扛，受了委屈更不能說。

要是惹了主人不高興，打罵是輕的，有的甚至活活打死。

京城有個案子，光緒年間的事兒，順天府衙門立過卷。

一戶姓高的人家，因為丫鬟端茶慢了半刻鐘，被老爺一腳踢翻，撞在門框上，當(dāng)場斃命。

高家人花了二十兩銀子和一箱貢茶，事情就壓下去了。

死者的名字也沒人記得，只在案卷上寫著：“婢，年十五，未婚。”

當(dāng)然也有例外。

有些丫鬟聰明伶俐，討得主母歡心，最后得了贖身紙，出去嫁人。

還有極少數(shù)的，被主家收作義女，甚至送去讀書。

但這種事兒就像天上的星星，數(shù)得過來。

倒也不是所有人都對這個制度毫無怨言。

到了清末，有些地方官已經(jīng)開始呼吁限制人口買賣。

可那時候朝廷自身都風(fēng)雨飄搖，誰還顧得上這些下人。

等到民國初年，新法出臺，才正式廢除了買賣契約。

但在鄉(xiāng)下，一些舊習(xí)慣還是悄悄延續(xù)了下去。

更諷刺的是，同樣是那個時代，北京城里的太學(xué)生在讀《孟子》講仁義道德，江南的商人卻在牙行里砍價買人。

一個講“人之初，性本善”，一個在問“這孩子聽話不？能干活不？能不能進(jìn)房？”兩種世界，就在同一片土地上。

說到底，這不是哪一個人的錯。

這是那個時代的常態(tài)，是一整個社會結(jié)構(gòu)的投影。

后來那些契紙，大多被燒掉了。

沒人愿意留著那樣的東西。

但偶爾在舊賬本、祖屋的墻縫里，還能翻出幾張發(fā)黃的紙、一兩塊銹蝕的銀子。

模糊的字跡，寫著“終身為婢”“不得反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