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事要是沒干成，今天的中國會是什么樣子？

從公元936年石敬瑭為了那頂皇帝帽子，把燕云十六州拱手讓人開始，中原的北大門就那樣敞開了。

這之后，契丹人縱馬而來，女真人接著唱戲，最后蒙古鐵騎席卷天下。這中間并不是幾十年，而是整整455年。

四百五十五年是個什么概念？

那是從唐朝覆滅一直熬到明朝初立，足以讓好幾代人的記憶被洗得干干凈凈。

今天的烏克蘭所面臨的局面，簡直就是當年那個亂世的翻版，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

這個國家就像是被幾塊不同顏色的布拼湊起來的，歷史上這塊地盤被波蘭、立陶宛、奧匈帝國和俄國輪番撕扯。

哪怕到了獨立之后，西部的人眼望歐洲，東部的人心系莫斯科，兩種截然不同的歷史記憶在同一個國境線內(nèi)激烈打架。

這本來是一個急需“縫合”的傷口，可三十多年過去了，不僅沒縫好，反而因為處理手段的拙劣，讓傷口徹底潰爛。

這時候就顯出朱元璋的厲害了。這不僅僅是因為他能打仗，更因為他懂得“急與緩”的頂級辯證法。

早在1356年，也就是稱帝前的十幾年，朱元璋就已經(jīng)拿下了南京（當時叫集慶），手握重兵。那時候，換個沉不住氣的軍閥，可能早就急著稱王稱霸，四面出擊了。

但他身邊的謀士朱升送了他九個字：“高筑墻、廣積糧、緩稱王”。這看似簡單的策略，實則是對他定力的極限考驗。這一忍，就是漫長的十幾年。

他不是不做事，而是躲在墻后面種地、屯糧、練兵，看著陳友諒和張士誠打得不可開交，看著元朝的勢力被一點點消耗。他把自己變成了一塊最堅硬的石頭，不等到時機完全成熟，絕不輕易去撞別人的刀口。

反觀烏克蘭，自從獨立以來，就像是一個在大國博弈夾縫中找不到方向的孩子，時刻處于一種莫名的戰(zhàn)略焦慮中。國家還沒站穩(wěn)腳跟，根基還沒打牢，就急著要選邊站隊。

一會兒發(fā)誓要融入歐洲，一會兒又不得不在能源和安全上顧及俄羅斯，外交政策像翻燒餅一樣來回折騰。

那種“先把自家籬笆扎緊、把自己肚子填飽”的沉穩(wěn)，在烏克蘭這三十年的政治操盤中完全看不到。由于缺乏那種“廣積糧”的實力積累和“緩稱王”的戰(zhàn)略耐心，最終只能讓自己變成了大國棋盤上的一枚棄子。

等到手里有了硬家伙，終于要把江山打下來的時候，朱元璋又給后人上了一課：什么叫政治家的雙面藝術。

在他揮師北伐的時候，為了喚醒已經(jīng)麻木了四百年的北方漢人，他發(fā)出的《諭中原檄》那是真的狠，一句“驅(qū)逐胡虜，恢復中華”，瞬間點燃了被壓抑許久的民族情緒，這是戰(zhàn)爭動員的極致。

可當大局已定，真的坐上了龍椅，面對那些沒跑掉的蒙古人、色目人，所有人都以為一場腥風血雨的清算在所難免時，朱元璋卻立馬換了一副面孔。

他嚴厲禁止手下搞民族歧視，甚至當著群臣的面說出一番極具格局的話：“元朝雖然是異族統(tǒng)治，但也主宰了中國快一百年，我們和我們的父母其實都是靠著人家的水土養(yǎng)活的。”

對于留下來的“外族”，他更是大度地表示：只要懂禮義、愿為臣民，那就和中原人一樣撫養(yǎng)，都是一家人。

這就是朱元璋的高明之處——打天下的時候，民族主義是最好用的刀。坐天下的時候，包容融合才是最穩(wěn)固的基石。

可惜，烏克蘭沒有讀懂這其中的奧妙。在處理內(nèi)部撕裂的認同感時，他們選擇了一種極其短視的“切除手術”。為了強調(diào)所謂的“獨立性”，他們試圖通過否定過去來建立未來。

從2004年的“橙色革命”開始，語言政策就成了政治斗爭的工具，俄語的地位今天取消、明天恢復、后天再徹底封殺。教材被修改，蘇維埃的紀念碑被推倒，哪怕是東部講俄語的那些民眾，也被視作國家的異類。

前總統(tǒng)庫奇馬曾經(jīng)很清醒地說過，烏克蘭不應該執(zhí)著于親俄還是親西，而應該堅持本民族的方針。

但現(xiàn)實卻是，政客們不但沒有像朱元璋那樣把不同背景的人“縫”在一起，反而粗暴地用刀去切割歷史。

看看朱元璋即位四十天后干的事吧，那是真正的大手筆。

一紙《衣冠復古詔》，硬是要求把那些被胡化了幾個世紀的穿著打扮，全部改回漢唐樣式。

通過這一套組合拳，從發(fā)型、衣服到說話的腔調(diào)，原本松散、遺忘的人心，慢慢被重新凝聚在一個共同的身份標識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