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歲徐湖平坐不住了！42人聯(lián)名舉報，退休職工羅列其“六宗罪”

河邊挑水的鄉(xiāng)人

一幅明代仇英的《江南春》圖卷，從2001年6800元的處置價格到2024年8800萬元的拍賣估價，二十余年間形成的1.2萬倍價值落差，將國有文物管理的規(guī)范命題推向公眾視野；一批承載家族百年收藏心血與公益初心的捐贈藏品，歷經六十余年館藏歷程，卻因五件珍品的去向爭議引發(fā)持續(xù)熱議。南京博物院的這場文物糾紛，串聯(lián)起捐贈者后代的十年維權之路、文物鑒定的專業(yè)爭議與文物流轉的程序規(guī)范，每一個浮出水面的細節(jié)，都折射出文物保護領域需要正視的復雜課題。

2014年，南京博物院舉辦紀念近代收藏大家龐萊臣的專題展覽。作為江南收藏史上的標志性人物，龐萊臣的“虛齋”收藏以精品薈萃、體系完整著稱，被譽為“江南收藏甲天下，虛齋收藏甲江南”。這場旨在傳承文化記憶的公益活動，卻因策展人的一則表述陷入爭議——策展人在撰文中標注“龐萊臣也沒有想到，他的子孫會敗落到賣畫為生”。

這一表述讓龐氏后人倍感憤慨。據(jù)公開史料記載，1959年1月，龐萊臣之子龐增和秉持“文化共享”的理念，無償向南京博物院捐贈137件珍貴書畫藏品，明代仇英的《江南春》圖卷便是其中極具藝術價值的珍品。為表彰這份公益之舉，江蘇省人民委員會于1962年11月為龐家后人頒發(fā)了捐贈獎狀。龐氏后人認為，家族無償捐贈文物是出于對文化傳承的責任，策展人的不當言論不僅損害了家族聲譽，更違背了文物捐贈的公益初衷，因此果斷提起訴訟，要求澄清誤解、維護家族名譽。

庭審過程中的一個意外發(fā)現(xiàn)，讓維權焦點發(fā)生根本性轉移。對方為佐證“龐家賣畫”的說法，出示了一篇關于《江南春》圖卷被私人美術館收藏的報道。龐氏后人對此深感震驚：這幅畫作早已捐贈給南京博物院，按相關規(guī)定應屬于國有館藏文物，絕無流入私人收藏的可能。這一發(fā)現(xiàn)讓他們意識到，當年捐贈的137件文物或許存在流轉異常，查清這批文物的真實去向，不僅是洗清家族污名的關鍵，更是守護國有文物安全的責任，一場跨越十余年的文物追查就此展開。

從2016年開始，龐增和之女作為家族代表，持續(xù)向南京博物院提交書面申請，請求查驗當年捐贈的137件文物現(xiàn)狀，明確藏品的保管與流轉情況。這些申請詳細列明了捐贈清單、歷史憑證及家族訴求，卻長期未得到有效回應，文物查驗工作陷入僵局。

在此期間，相關爭議言論帶來的負面影響持續(xù)擴散，對龐氏家族的生活造成了切實影響。龐增和的夫人因長期承受親友誤解的壓力，情緒狀態(tài)備受煎熬，最終在一次親友提及相關糾紛時，因情緒激動突發(fā)心臟病離世。親人的離世讓家族的維權之路更添沉重，也讓他們查清真相的信念愈發(fā)堅定。龐氏后人始終認為，家族無償捐贈文物的行為理應得到尊重，文物的流轉軌跡必須公開透明，這是對捐贈者初心的基本回應，也是國有文物管理機構應盡的責任。

在多年溝通無果后，龐氏后人于2024年10月正式向法院提起訴訟，以贈與合同糾紛為由將南京博物院訴至法庭。法院經審理后，支持了其合理訴求，判決南京博物院需在2025年6月30日前，安排申請人查驗全部捐贈藏品原件，并詳細說明缺失藏品的完整流轉軌跡。這一判決為僵持多年的糾紛帶來突破性進展，也讓國有捐贈文物的管理現(xiàn)狀受到更多公眾關注。

2024年5月，北京某拍賣公司發(fā)布的春拍圖錄引發(fā)行業(yè)熱議，明代仇英的《江南春》圖卷赫然在列，起拍價高達8800萬元。龐氏后人看到消息后立即核實，通過比對捐贈清單、畫作細節(jié)及歷史記錄，確認這幅畫作與當年父親捐贈的藏品信息完全一致，并第一時間向相關部門反映了情況。

接到反映后，拍賣方緊急暫停了《江南春》圖卷的拍賣流程，避免了國有文物可能的二次違規(guī)流轉。2025年6月底，龐氏后人按法院調解書約定，走進南京博物院庫房進行現(xiàn)場查驗。經過細致核對，清單上的137件藏品最終只確認了132件（套），有五件文物去向不明。除《江南春》圖卷外，還包括北宋趙光輔《雙馬圖軸》、明代王紱《松風蕭寺圖軸》、清代王時敏《仿北苑山水軸》、清代湯貽汾《設色山水軸》，均為具有極高歷史與藝術價值的珍品。

五件館藏文物的去向爭議迅速引發(fā)社會各界廣泛關注。作為地方文博領域的核心機構，南京博物院肩負著國有文物保管與傳承的重要職責，藏品去向不明的情況，讓公眾對文物管理流程的規(guī)范性產生了合理疑問。相關討論的持續(xù)發(fā)酵，也促使南京博物院針對此事作出公開回應。

2024年12月17日晚，南京博物院通過官方渠道發(fā)布情況說明，回應相關爭議。說明中提到，2024年11月以來，該院兩次收到法院關于相關“贈與合同糾紛”的起訴材料，已迅速組織專人開展調查核實。

南京博物院在情況說明中指出，1959年1月正式接收龐增和先生捐贈的137幅畫作后，便按規(guī)定納入館藏管理。報道中提及的5幅爭議畫作，曾歷經兩輪專業(yè)鑒定：1961年11月，原文化部組織張珩、韓慎先、謝稚柳組成的全國書畫鑒定專家組，對畫作作出“偽作”的鑒定結論；1964年6月，為確保結論嚴謹，南京博物院再次組織王敦化、徐沄秋、許莘農組成的專家組進行復核，最終維持“假”的鑒定結果。上世紀90年代，該院依照當時施行的《博物館藏品管理辦法》，對該5幅畫作進行了處置，整個流程符合當時的行業(yè)規(guī)范。

1961年的鑒定意見中存在一處關鍵細節(jié)，引發(fā)了關于鑒定專業(yè)性與完整性的討論。專家在意見中明確標注“陳鎏題引首真，后面題跋完全不對，偽做得很好”，這表明《江南春》圖卷并非完全偽造，至少存在部分明代真品遺存，與南京博物院所述“全偽”的表述存在明顯差異。這一細節(jié)讓公眾對“贗品”結論的嚴謹性產生疑問，也對后續(xù)處置流程的合理性提出了追問。

隨著相關歷史單據(jù)的公開，更多文物流轉細節(jié)浮出水面。一份簽署于1997年5月8日的文物撥交單顯示，《江南春》圖卷當年被調撥至原江蘇省文物總店，批準此次調撥的為時任南京博物院相關負責人。更為關鍵的是，調撥發(fā)生時，該負責人同時兼任江蘇省文物總店的法定代表人，這一雙重身份使其既掌握文物調出的審批權，又掌控文物接收的管理權，形成了“自我審批、自我接收”的流轉閉環(huán)，缺乏有效的外部監(jiān)督制約。

針對此事，該負責人在接受媒體問詢時表示，“此事并非本人經手，且自身并非文物鑒定專家”，否認與此次調撥存在直接關聯(lián)。但文物撥交單上清晰的手寫簽名，成為無法回避的歷史憑證。作為當時南京博物院的核心管理者，其對院內文物調撥工作負有不可推卸的領導責任，相關回應未能完全平息公眾的合理質疑。

根據(jù)原江蘇省文物總店留存的銷售發(fā)票顯示，《江南春》圖卷于2001年4月16日以“仿仇英山水卷”之名，被一位僅標注為“顧客”的買家以6800元的價格購買。從6800元的處置價格到8800萬元的拍賣估價，二十余年間的巨大價值反差，引發(fā)了公眾對文物價值評估標準、國有文物處置程序規(guī)范性的廣泛討論。

有法律專業(yè)人士結合相關法規(guī)進行了解讀：根據(jù)《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第六條第四款，公民、組織捐贈給國家的文物屬于國家所有，南京博物院作為國有博物館，代表國家行使對捐贈文物的保管、展示等權利；同時，根據(jù)《國有館藏文物退出管理暫行辦法》第四條和第六條規(guī)定，館藏文物如被鑒定為無文物價值的現(xiàn)代復仿制品，需要作退出處理的，應當按照與捐贈人約定的協(xié)議辦理，無約定協(xié)議的，應當事先征得捐贈人同意。此外，南京博物院作為國有公益性質收藏單位，還需遵守《中華人民共和國公益事業(yè)捐贈法》的相關規(guī)定，該法律對捐贈財產的保護、受贈人的義務提出了明確要求。

專業(yè)人士的解讀讓公眾對文物處置的法律邊界有了更清晰的認識，也讓“捐贈文物處置需充分尊重捐贈人意愿”“文物流轉需全程公開透明”“權力運行需強化監(jiān)督制約”成為社會普遍共識。相關爭議的背后，是公眾對國有文物管理規(guī)范化、專業(yè)化、透明化的更高期待。

從一幅古畫的流轉爭議到文物管理流程的公開討論，從捐贈者后代的執(zhí)著維權到行業(yè)規(guī)范的重新審視，南京博物院《江南春》文物糾紛事件，不僅是一起具體的文物去向爭議，更折射出國有文物保護與管理領域需要完善的諸多課題。8800萬元的拍賣估價背后，是公眾對文物歷史藝術價值的高度認可；多重爭議的發(fā)酵過程，是社會對文物管理透明度與規(guī)范性的迫切追求；相關機構的積極回應，彰顯了正視問題、規(guī)范行業(yè)秩序的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