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美國刮起反印度的浪潮？原因其實很簡單：現(xiàn)在不止是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都在反印度。
明明前幾年，印度裔還是“模范少數(shù)族裔”，硅谷高管、美國副總統(tǒng)、英國首相，一個個都是印度面孔。可如今，他們怎么就成了眾矢之的？
美國社會的“反印”情緒，其實是多股力量交織后的結果。
本質(zhì)上，印度人在美國的成功，是踩在“游戲規(guī)則”上的,但當他們開始逐漸突破邊緣，進入核心權力圈時，西方社會那個講“多元”的外殼，開始顯現(xiàn)出不適和排斥。
印度裔移民中，大量靠H-1B簽證進來，占比超過七成（2024年數(shù)據(jù)顯示為71%），分布在科技、金融、醫(yī)療這些高收入行業(yè)。
谷歌、微軟的CEO是印度人，乍一看這是種族融合的好例子，但從另一個角度看，也成了“他們拿走我們飯碗”的證據(jù)。
尤其是美國底層白人群體，他們感受到的不是多元共榮，而是“被邊緣化”。很多人心里那股怨氣，找不到出口，剛好印度人“太成功”，成了最順手的靶子。
但印度人在西方的成功，也確實有其獨特之處，他們往往不只是“打工”，而是“抱團”向上爬。
在硅谷，印度人有強大的社群網(wǎng)絡，從1990年代成立的TiE（印度企業(yè)家協(xié)會）等組織，到各大高校、公司內(nèi)部的“老鄉(xiāng)圈”，那種相互扶持的模式，確實讓人印象深刻。
他們不僅語言通，文化適應力強，而且普遍有MBA背景，比起埋頭寫代碼的華人，更擅長搞人情世故、向上管理。
久而久之，就在西方社會里形成一股“看得見的勢力”，從人力資源到高管層，到處是印度面孔。這種“滲透感”強烈，自然會引發(fā)敵意。
但問題不只是職場競爭，地緣政治也在火上澆油。
一邊，美國想拉印度制衡中國，可印度偏偏不買賬，嘴上答應，行動上卻始終保留“戰(zhàn)略自主”。在俄烏戰(zhàn)爭問題上，印度拒絕制裁俄羅斯，并從俄羅斯購買石油；在移民簽證和貿(mào)易方面，印度也不肯讓步。
這讓美國很不爽，特朗普上臺后，政策明顯轉(zhuǎn)向現(xiàn)實主義，不再搞“戰(zhàn)略慷慨”，而是要印度真金白銀地配合。結果印度不愿意吃這一套，反而在國際舞臺上不斷強調(diào)自己是“全球南方”的代表，既不想當美國小弟，也不愿被強行拉隊站隊。
于是，美國民眾看不懂了：你既不愿意聽話，還讓你的人在我們國家升職加薪、掌握資源，這不是“吃我們飯砸我們鍋”嗎？
再加上幾起突發(fā)事件，更加劇了這種情緒。波音事故調(diào)查顯示，部分軟件開發(fā)被外包給印度團隊，公眾立刻把“外包”與“低質(zhì)量”劃等號。
前任CEO是印度裔，更成了輿論的靶心。加拿大的錫克教領袖事件后，印度政府強硬回應，一連串外交動作，讓西方民眾對印度的“民主形象”也開始打問號。
這就不只是經(jīng)濟層面的“搶飯碗”，而是政治安全層面的“信任危機”了。
而西方社會本身，也面臨一個身份認同的深層問題。
表面上，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都標榜多元文化，可真到“少數(shù)族裔掌權”的時候，主流社會那種“不適感”就浮出水面。
印度裔的成功，不再是“我們包容的結果”，而成了“我們被取代的證據(jù)”。這才是西方社會焦慮的根源，他們可以接受你在底層努力，但無法接受你在頂層制定規(guī)則。
這種緊張關系，在特朗普時代變得更加明顯，特朗普的“美國優(yōu)先”，其實是一種“反全球化”的表現(xiàn)。他不再強調(diào)“多元共贏”，而是要求“誰為美國帶來實利”。
在這種語境下，印度人再也不是“聰明的科技人才”，而是“廉價的勞動力”、“競爭者”，甚至是“文化入侵者”。
更復雜的是，印度本身也在變化，莫迪政府近年來大力推動“印度制造”，強化民族主義，試圖打造全球大國形象。
這種政策導向在國內(nèi)很受歡迎，但在國際上卻容易被視為“咄咄逼人”。當印度開始用更強硬的姿態(tài)對外交往，西方社會的警覺心理也隨之上升。
美國民眾他們對移民的態(tài)度，不再是“多元融合”，而是“優(yōu)先本國”，而印度裔恰好處在矛盾最突出的那個點上：既是精英，又是外來者；既是成功代表，又是潛在對手。
這種復雜身份，讓他們從“模范少數(shù)族裔”變成了“被盯上的對象”。
當然，西方國家并不是真的想和印度撕破臉，他們還需要印度這張牌去平衡全球格局。但與此同時，他們也要回應本國民眾的焦慮。
這種“兩頭討好”的外交策略，注定會產(chǎn)生搖擺和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