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光明日報）

轉自：光明日報

利瑪竇像(局部）明 游文輝/繪 作者提供

《三才圖繪》里的“襕衫” 作者提供

對利瑪竇，中國人并不陌生。他是中華世紀壇浮雕群像中兩位外國人之一，另一位是馬可·波羅。在各個版本的利瑪竇畫像中，他戴的頗具明代儒生特色的帽子給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中華文明的禮儀標識

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體系中，衣冠遠不只是蔽體御寒之物，還是承載著深厚禮制內涵的身份象征。從黃帝“垂衣裳而天下治”的傳說，到歷代王朝“改正朔，易服色”的儀式，服飾制度始終是中華文明秩序建構的重要組成部分。司馬遷在《史記》中記載楚莊王“衣以文繡，置華屋之下”的軼事，戰(zhàn)國時期“齊紈魯縞”號稱“冠帶衣履天下”，這些記載無不表明，在中國古代社會，衣冠早已超越物質層面，成為文化認同、社會等級與文明觀念的具象表達。

明代洪武年間，朱元璋詔定“士民皆發(fā)于頂，官則烏紗帽、圓領袍、束帶、黑靴”，建立起一套嚴格而細密的服飾等級制度。對官民服飾的顏色、形制等都有明確的限制，通過服飾材質、顏色、紋樣等細節(jié)，將社會各階層納入一個可見的秩序網絡之中，如凡庶民、商賈、技藝、步軍、雜職一律不許穿靴；庶人戴四方平定巾則帽不得用頂，帽珠只許用水晶、香木等。正是在這樣的文化語境下，來自遙遠歐洲的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開始了對自身服飾的選擇，開啟了一場微妙而深刻的文明對話。

畫家筆下的利瑪竇

明代澳門畫家游文輝于1610年創(chuàng)作的利瑪竇肖像，被認為是中國現(xiàn)存最早的油畫作品之一。這幅畫像不僅記錄了利瑪竇的容貌，還捕捉了跨文化交流中一個關鍵的文化轉換時刻。畫中，利瑪竇身穿深色儒服，面容溫和睿智，最引人注目的是他頭上所戴的“東坡巾”。

東坡巾，相傳為宋代文豪蘇軾所創(chuàng)，實則是古代幅巾在宋明時期的復興與演變。這種巾子頂高檐短，呈桶狀，以烏紗制成，因其自然高雅的風度之美而備受文人推崇。朱熹稱之為“高士巾”，視其為野老之服。在明代，東坡巾成為文人雅士、隱逸高人的標志性首服。16世紀初唐寅的《李端端像》和1607年龔顯的《椒老像》中的東坡巾，都象征著超脫世俗、追求精神自由的文化人格。

另一幅較少為人所知的利瑪竇畫像中，他戴的則是“四方平定巾”。據《三才圖會》記載，此巾源自明初，士人楊維禎謁見朱元璋時戴此巾，為取悅皇帝而稱其有“四方平定”之意。朱元璋遂詔布天下，令士庶服用。四方平定巾成為明代士大夫最具代表性的巾式之一，其形制隨時代變化，明末時異常高大，民間戲稱戴此巾者“頭頂一個書櫥”。

兩幅畫像中的服飾選擇絕非偶然。利瑪竇1582年抵達澳門，第二年到廣東肇慶。最初，傳教士穿著的是佛教僧侶的服裝，自稱“西僧”。利瑪竇很快發(fā)現(xiàn)，在中國社會結構中，僧侶地位遠低于儒家士大夫。于是，1589年，在弟子瞿汝夔的建議下，利瑪竇做出重要改變：放棄僧裝，改穿儒服。瞿汝夔先從利瑪竇學煉金術，后轉習科學知識，成為利瑪竇得意門生。他深知儒家士大夫才是受社會尊敬的階層?！皷|坡巾”是士大夫階層的典型頭飾，它不僅是服飾，更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這一變化得到中國傳教團負責人范禮安神父的支持，標志著耶穌會在華傳教策略的根本性調整。

從“西僧”到“西儒”的文化策略

利瑪竇的服飾轉變，是一個深思熟慮的文化適應策略。他在書信中明確寫道：“我們全部身著中國服飾，只留下方帽以紀念十字架。今年，我改戴一頂類似主教禮冠式的帽子，非常奇怪，尖尖的。這樣，我就完全打扮成了中國人的樣子?！边@段話揭示了服飾改變的多重含義。

改變服飾是重構身份的必要手段。在明代嚴格的社會等級制度中，服飾是個人社會地位最直接的標識。僧侶的緇衣與儒者的巾袍，在中國文化語境中代表著截然不同的社會角色與文化立場。佛教自東漢傳入中國后，雖經本土化改造，但僧侶始終處于士農工商四民之外，政治地位有限，社會影響力受到制約。而儒家士大夫則長期居于社會領導階層，掌握著文化話語權與政治資源。利瑪竇改穿儒服、頭戴儒巾，實質上是在進行一場文化身份的“升維”，使自己能夠以平等乃至受尊重的姿態(tài)與中國精英階層交流對話。

改變服飾是文化尊重的具體體現(xiàn)。利瑪竇深諳入鄉(xiāng)隨俗的道理。他不僅學習漢語，研讀四書五經，更在生活方式上主動向中國文化靠攏。這種全方位的文化適應，傳遞出他對中華文明的尊重與認同。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正衣冠”是修身的重要環(huán)節(jié)，《禮記》有云：“禮儀之始，在于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利瑪竇嚴謹的儒者裝扮，實際上是在踐行中國文化的禮儀要求，這為他贏得了許多士大夫的好感與信任。

服飾改變是傳教策略的關鍵調整。利瑪竇意識到，直接宣講福音在中國難以奏效，必須找到基督教與儒家思想的契合點，采取“補儒易佛”的策略。而外在形象的儒化，是這一策略的直觀體現(xiàn)。當他頭戴東坡巾或四方平定巾，身穿深衣寬袍時，便自然被歸入士人階層，獲得進入中國主流文化圈的“通行證”。徐光啟、李之藻、楊廷筠等士大夫，之所以愿意與利瑪竇深入交往，部分原因正是這種文化外觀上的認同感。

中西服飾文化的深層對話

利瑪竇的帽子成為中西服飾文化對話的縮影。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冠帽具有強烈的禮儀象征意義?！抖Y記·冠義》云：“冠者，禮之始也?！蹦凶佣泄诙Y，不僅標志著成年，更意味著成為禮法社會的一員，承擔相應的倫理責任。冠冕的形制、材質、顏色都有嚴格規(guī)定，成為身份等級的外在標識?？鬃釉袊@：“微管仲，吾其被發(fā)左衽矣！”將衣冠形制上升至文明存續(xù)的高度。

相比之下，歐洲中世紀的冠帽文化雖也有等級區(qū)分，但更強調職業(yè)、階層而非禮儀意義。教士的方帽、貴族的羽帽、平民的便帽，區(qū)分相對簡單?；浇涛幕?，脫帽表示謙卑與尊敬，與中國文化中將“免冠”視為羞辱形成鮮明對比。利瑪竇敏銳地察覺到這種差異，并在實踐中進行了創(chuàng)造性轉化——他保留了象征基督教信仰的方帽元素，同時接受了中國士人的巾冠樣式，形成了一種文化融合的獨特外觀。

游文輝畫像中的利瑪竇，頭戴東坡巾，身穿深色儒服，這一形象本身就是文化融合的產物。東坡巾作為宋代文人精神的象征，承載著中國士大夫追求道統(tǒng)獨立、精神自由的文化理想；而利瑪竇作為文藝復興時期的人文主義者，同樣重視理性、知識與個人價值。兩種文化傳統(tǒng)在服飾這一載體上形成了某種精神共鳴。

衣冠文明的現(xiàn)代回響

利瑪竇的“文化適應”策略，對今天的跨文化交流仍具有啟示意義。利瑪竇不是簡單地改變外表，而是在理解中華文明內在邏輯的基礎上，尋找基督教與儒家的共通之處，通過服飾、禮儀、語言等多重媒介，搭建起跨文化理解的橋梁。這種策略取得了顯著成效：利瑪竇不僅成為第一個深入中國宮廷的西方傳教士，更與徐光啟合作翻譯了《幾何原本》等西方科學著作，開啟了“西學東漸”的先河。

值得注意的是，利瑪竇的文化適應并非單向地自我改變。在影響中國的同時，他也通過書信、報告等方式向歐洲介紹中國文化，推動了“東學西傳”。他身穿儒服的形象被歐洲畫家多次描繪，成為歐洲人想象中國的重要視覺符號。這種雙向的文化交流，正是文明對話的理想形態(tài)。

四百多年后，在利瑪竇的故鄉(xiāng)意大利馬切拉塔，他的雕像旁矗立著一尊頭戴烏紗帽、身著長袍的中國古人雕像。這尊雕像的身份至今引人猜測，但它的存在本身，已經成為一個象征。正所謂，衣冠之間，文明相遇；巾冠之上，世界相通。利瑪竇的故事，如同一面歷史的鏡子，映照出跨文化理解的真諦——它告訴我們唯有放下文化優(yōu)越感，以平等、尊重、開放的心態(tài)看待他者，才能真正實現(xiàn)文明的對話與共生。這或許就是這頂跨越四百年的“帽子”，留給當代世界最寶貴的啟示。

（作者：陳國輝，系廣州美術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