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聲明：內(nèi)容取材于網(wǎng)絡(luò)

前言

一幅在拍賣行驚艷亮相、估價高達8800萬元的《江南春》，不僅扯掉了南京博物院（下稱“南博”）長久以來的遮羞布，更像一顆深水炸彈，將幾代收藏世家隱忍不言的痛處，狠狠地翻上了臺面。

隨著新華社一紙通報落地，江蘇省委省政府層面的調(diào)查組已正式進駐。

這不再是一場簡單的民事糾紛。

然而，當龐家后人在為祖上的心血四處奔走時，另一位赫赫有名的京城才子、收藏名門之后吳歡，卻在這個節(jié)骨眼上站了出來、

用一句“同病相憐”，揭開了半個世紀前另一段塵封在故宮紅墻內(nèi)的往事。

兩相對比，與其說是在比誰的遭遇更慘，不如說是在審視，當私人財富化為國家寶藏后，那份沉甸甸的契約究竟由誰來守護？

龐家心中的刺

要把這事兒捋清楚，得先看看龐家后人龐叔令心中的那根“刺”。

作為大收藏家龐萊臣的孫輩，龐叔令的父親龐增和先生早在1959年便向南博捐贈了百余幅書畫，數(shù)量之巨、質(zhì)量之精，那是沖著“傳世”去的。

那曾是龐家乃至江南文脈的一段佳話?？烧l能想到，這種信任在幾十年后碎了一地。

2025年的初夏，在北京一場熙熙攘攘的拍賣會上，那幅原本應(yīng)該躺在博物館恒溫庫房里的明代仇英巨作《江南春》，竟被掛上了8800萬的天價標簽。

龐家人去查存單，才發(fā)現(xiàn)早在1959年就已歸公的藏品，到了24年時已是這般光景：當年那一批捐贈的137件心血，現(xiàn)在清點下來，竟少了5件。

南博方面給出的早期說法相當令人玩味，這些畫是“贗品”，所以按照規(guī)矩被“處理”了。

一句輕描淡寫的“處理”，背后卻是觸目驚心的操作鏈條。隨著如今調(diào)查的深入，一份塵封的調(diào)撥單浮出水面。

1997年，這幅被定性為“偽作”的名畫，被一紙批文劃撥給了江蘇省文物總店。更荒誕的是，到了2001年，這件稀世珍寶竟以區(qū)區(qū)6800元的價格，賣給了一位買家欄只填了“顧客”二字的神秘人。

而當時在這份劃撥單上簽字批準的，正是時任南博副院長的徐湖平，好巧不巧，這位副院長同時還是江蘇省文物總店的法人代表。

一只手簽字“出庫”，另一只手簽字“接收”，這種“左手倒右手”的操作，如今看來簡直是把公眾的智商按在地上摩擦。

盡管已經(jīng)八十多歲、隱退江湖二十年的徐湖平對外喊冤，稱自己當年身兼多職也是無奈，具體經(jīng)辦未過手，但這“6800元變8800萬”的巨大黑洞，早已不是一句“年老體衰”就能糊弄過去的。

對此，龐家憤怒的不僅僅是財產(chǎn)流失，更是祖上的名聲，若是贗品，何以拍出天價？既是真跡，又為何被博物館打成“假貨”廉價甩賣？

就在南博這一團亂麻還在抽絲剝繭之時，著名畫家、作家吳歡的一則視頻發(fā)聲，將大眾的視線引向了另一個維度的思考。

吳歡的身份擺在那兒，可謂真正的名門望族。祖父吳瀛不僅是北京政務(wù)的一員要員、精通外語，更是故宮博物院的創(chuàng)始人之一，曾參與過驚心動魄的文物南遷押運。

父親是大學(xué)者吳祖光，母親是評劇皇后新鳳霞。這一家子，是真正的書香門第、江湖兒女。

看到龐家的遭遇，吳歡感嘆自己家是“比龐家還早四年”的同病相憐者。

早在1955年，也就是龐家捐贈之前的四年，吳瀛老先生懷著對國家文化的一腔熱血，將畢生窮盡財力搜羅的241件瓷器、書畫等珍貴文物，悉數(shù)無償捐給了北京故宮博物院。當時接收這批國寶的，是文化界泰斗鄭振鐸先生，規(guī)格之高，可見一斑。

然而，歷史的洪流誰也無法預(yù)料。在那段特殊的動蕩歲月結(jié)束后，吳祖光想念父親的舊藏，便聯(lián)系了當時已任故宮博物院副院長的老友、也是祖父當年的老部下單士元，希望能查一查這批文物的現(xiàn)狀。

這一查，查出了一身冷汗。

原本清單上的241件文物，歷經(jīng)浩劫，庫房里竟只剩下了170余件。近70件頂級藏品，就在紅墻深宮之中不翼而飛，下落不明。

得知此消息的吳祖光當時勃然大怒。那不是身外之物，那是父親吳瀛一生節(jié)衣縮食、甚至背債收藏來的心血。

面對吳家的質(zhì)問，單士元也只能無奈攤手：那個年代制度崩塌，故宮亦受劇烈沖擊，人事更迭混亂，如今時過境遷，想追回那些消失在混亂年代的物件，幾乎是天方夜譚。

兩個收藏世家，面臨著同樣的“藏品失蹤”，但結(jié)局卻走向了不同的岔路口。

在南博的案子中，龐家看到的是疑似“監(jiān)守自盜”的貪婪與欺瞞。

所謂的“贗品處理”更像是一場精心設(shè)計的洗白，將館藏精品通過行政手段轉(zhuǎn)化為商品，這是對捐贈者赤裸裸的背叛。所以龐叔令選擇起訴，選擇硬剛，這是在為家族名譽而戰(zhàn)，也是在為法律底線而戰(zhàn)。

而吳家面臨的，更多是一種被大時代裹挾的無力感。在得知追回無望后，吳祖光最終選擇了一種近乎悲壯的和解。

他提出不再追究丟失的文物，也不談任何補償，唯一的請求是請故宮將尚存的170余件文物結(jié)集成冊，出版一本《吳景洲捐獻文物圖集》，算是給父親在天之靈一個交代，也給這段歷史留個印記。

吳歡在視頻里回憶起這段往事時，語氣中帶著一種經(jīng)歷了風(fēng)霜后的通透。

他說，祖父參與創(chuàng)辦了故宮，吳家的命運與故宮的名聲早已捆綁在一起。既然父親當年選擇了忍痛吞下這個苦果，作為后人，他依然維持了這份體面。

就在2025年5月，吳歡甚至再次向國家畫院無償捐贈了30余件文物。

在他看來，那是一個特殊時代的悲劇，“該追究的追究，該諒解的諒解”，不能因為歷史的傷疤就否定了今天文物保護體系的價值。

但這并不代表吳歡不憤怒。他站出來發(fā)聲，一方面是感佩龐家維權(quán)的勇氣，另一方面也是在用自家當年的慘痛教訓(xùn)，呼吁今天的制度必須完善。

吳歡的“大格局”令人敬佩，是因為他把私產(chǎn)看作了國家的文脈。但這種“格局”不該成為機構(gòu)推卸責任的擋箭牌。

如今，江蘇省層面的雷霆行動已經(jīng)展開。

龐家的案子與吳家的往事雖然性質(zhì)不同，一個是疑似的人為倒賣，一個是歷史遺留的監(jiān)管真空，但它們共同指向了一個核心命題：公共博物館的信用，是建立在每一位捐贈者的信任之上的。

如果是歷史造成的爛賬，我們可以嘆息并吸取教訓(xùn)。但如果是有人打著管理的幌子，在和平年代把捐贈品變成自家的搖錢樹，那這就是不可饒恕的犯罪。

人們在等待一個真相，不僅僅是為了給龐家那個標價8800萬的《江南春》討個說法，更是為了讓像吳瀛、龐增和這樣的愛國藏家，在捐出家底的那一刻，能確信他們的托付沒有被辜負。

文物無言，但歷史有眼。這一次，不能再是一筆糊涂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