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2月14日拂曉，蘇北平原仍籠在薄霧里，京滬鐵路復線工地上傳來震耳的汽笛聲。王震身披軍大衣跳下列車，他要看看這條國之動脈的最新進度。誰也沒料到，短短半小時后，一場意外的“相認”會讓所有在場者倒吸一口涼氣。

現(xiàn)場勘察結(jié)束，王震沿著料石堆往回走。護路班的工人大都弓著腰搬枕木，唯獨一個人見到軍帽閃動，猛地別過臉。那張側(cè)影像一道電光劃過王震記憶，“抬頭！”一句命令撕裂了嘈雜。男人微顫，終究抬起頭。王震皺眉：“怎么是你？你怎么在這？”幾名警衛(wèi)立即上前，掐滅了對方逃跑的念頭。

塵土落定，人們才認出他是逃亡多年的地主劉玉良。1947年春天，這人曾配合國民黨頑固派騷擾陜甘寧邊區(qū)，制造過不少血案。誰能想到，他竟混成了鐵路民工。有人低聲感嘆：“天網(wǎng)恢恢?！比欢?，王震并未多說，轉(zhuǎn)身吩咐把對方解往地方政府，自己繼續(xù)巡視，如同什么都沒發(fā)生過。

場景跳回30年前。1922年冬，14歲的王震在長沙工務段當小學徒，第一次摸到鋼軌油污，也第一次接觸進步書刊。他常說那股機油味伴著鉛墨味，把自己引上了革命路。幾年后，他已是紅六軍團政治委員，夜走莽莽湘西山林，學會了以星光作地圖。

1935年3月，兩萬里長征的中段最兇險。蔣介石20萬重兵卡死黔北要道，紅二、紅六軍團被迫南返。王震審圖后決定“夜行深山”，每天傍晚開拔，拂曉埋鍋，卻不點火，生吃糌粑野菜。六十晝夜過去，部隊幾乎無減員穿過封鎖線。后來毛澤東見到他，拍著桌子說：“一萬人全須全尾，不簡單！”

抗戰(zhàn)突至，359旅組建完畢。關中初夏酷熱，王震在塬上揮鋤頭，跟士兵一樣光腳下田。南泥灣的泥濘、蚊子、狼群擋不住他。他讓戰(zhàn)士搭草棚、挖水渠，“自己動手，豐衣足食”不再是口號。1943年9月，毛澤東來勘察，看到田疇連片，連聲稱奇。同行的干部記下主席的玩笑：“敵人不讓我們吃飯，你們倒種出一座糧倉！”

接著就是“第二次長征”。1944年底，王震奉命護送干部南下。日偽與頑軍交錯，封鎖點犬牙交錯，他硬是把兩千多干部安全送到大別山。出發(fā)前毛澤東鄭重提醒：“一路怕是兇多吉少?！蓖跽鹬换匾痪洌骸氨ＷC完成任務！”三個月后，他帶隊歸來，行囊里多了幾麻袋從沿途搜集的稻種——習慣了挖地的“農(nóng)墾隊長”又想著開荒了。

1949年，西北局電報飛往西柏坡，請求速派得力將領進疆。王震二話沒說，拄著未痊愈的舊傷就上路。甘青高原初冬零下二十度，他讓官兵混入先遣商隊，駝鈴與馬啼掩過風聲，七百里沙海硬是晝夜兼程。那年10月，新疆和平解放?？κ步诸^，人們第一次看到解放軍的號旗，孩子們跟在駱駝后面歡呼，王震卻只盯著遠方雪山，默默想著下一步——屯墾戍邊，治沙修路。

和平到來，他自請調(diào)到鐵道兵。傷疤未愈，心里卻只有一件事：鐵路。沒有鐵路，新疆的棉花、東北的鋼鐵、華北的糧食就難以交匯，新中國寸步難行。他的辦公桌上常年攤著兩樣東西：1∶50萬全國鐵路規(guī)劃圖和一本列寧的《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兵工與理論，他一樣不放。

1950—1953年，成渝、寶成、鷹廈等線陸續(xù)開工。王震不喜歡坐辦公室，每到工地就鉆隧道，攀腳手架。工人說司令員“比誰都黑”。有人勸他注意身體，他揮手：“鐵路一通，國運就順。”簡單八個字，他講了無數(shù)遍。

于是那天在京滬線的遭遇像是命運開的玩笑。劉玉良混入隊伍，以為換了身份就能逃過清算，卻在王震面前露了馬腳。工人們議論紛紛，王震卻輕描淡寫：“埋頭苦干的人不會心虛?！币痪湓?，隊伍重新鉚足勁。

王震接著趕往下一個標段。寒風里，他舉著工期表，一格一格劃去延誤。他知道，鐵路的速度就是國家的脈搏，半點不能放松。這位昔日“南泥灣開荒第一把鋤”又一次把全部心血埋進了道砟里。

一年后，京滬鐵路復線提前通車，第一列列車呼嘯而過。車窗外，荒地已是一片麥浪。沒人提起劉玉良的下場，工人們記住的只有那個總是滿臉風塵、嗓音沙啞的司令員。鐵軌延伸，故事也跟著延伸，某種沉甸甸的力量在柏油枕木下持續(xù)跳動，提醒人們：勤懇與擔當，才是走得最遠的車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