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2月31日，跨年的喧囂中，一位老人手持身份證站在國家博物館前的身影，讓無數(shù)人揪心。崔鳳祥，這位普通的文物收藏者，用20年光陰追問一個簡單的答案：他2006年無償捐贈的明代萬歷年間地藏佛像，究竟在哪里？

這尊高78厘米、重19.5公斤的鎏金佛像，藍底金花、手頭鎏金依舊鮮亮，腰細底闊的器型保存完好，堪稱國寶級文物。當年，國博研究員侯松園帶隊五六人上門接收，承諾的捐贈儀式和獎勵被崔鳳祥婉拒，他只一句“捐給國家就行了”，便捧著蓋有國博公章的捐贈證書滿心歡喜地離開，堅信寶貝找到了最安全的歸宿?？蛇@份信任，在2009年被無情擊碎——國博相關主任告知他“館藏無此物，檔案無記錄”，將責任推給早已散落各方的接收人。

從此，崔鳳祥踏上了漫長的尋物之路。20年間，他跑遍國博、寫信反映、反復訴求，只求公開佛像照片、館藏編號和存放地，哪怕只是遠遠看一眼證明文物安好。但回應他的，始終是沉默與推諉。那張紅彤彤的捐贈證書，曾是榮譽與承諾的象征，如今卻成了他唯一的“憑證”，反襯著文博機構的失職與冷漠。

更令人寒心的是，崔鳳祥的遭遇并非孤例。南京博物院的龐家后人龐叔令，為追查1959年捐贈的137件古畫中5件失蹤藏品奔走不息，其中一幅被館方定為“偽作”的《江南春》，竟在拍賣市場標出8800萬元估價；故宮博物院創(chuàng)建人之一吳瀛的后人，也發(fā)現(xiàn)1955年捐贈的241件文物中，60余件莫名失蹤，僅得到“早年管理混亂”的模糊回應。這些事件如出一轍：捐贈人懷揣赤誠無償奉獻，換來的卻是文物“失蹤”、檔案缺失、訴求無門。

《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明確規(guī)定，文物收藏單位應當尊重捐贈人意愿，對受贈文物妥善收藏、保管并建立檔案，捐贈人有權查詢捐贈財產管理使用情況。無論是國博的“檔案無記錄”，還是南博的“偽作調劑”，都嚴重違背了法律規(guī)定與公益精神。文物捐贈的核心是信任，捐贈人捐出的不僅是珍貴文物，更是對國家文博事業(yè)的衷心期許。當蓋著公章的承諾淪為一紙空文，當合理訴求被拖延20年無果，消耗的不僅是個體的耐心，更是整個社會對公益捐贈的信心。

文博機構作為文物的守護者、文化的傳播者，理應堅守誠信底線，健全管理機制。接收捐贈時，應嚴格履行合法性審查、專家鑒定、登記建檔等法定流程，做到全程留痕；面對捐贈人查詢，應主動公開信息，及時回應訴求，而非以“歷史原因”“管理混亂”搪塞推諉。建立第三方監(jiān)督機制、全國統(tǒng)一的文物溯源平臺，讓文物流轉全程可查、責任可追，才是對捐贈人負責，對文化遺產負責。

崔鳳祥在跨年夜的實名喊話，是一位老人最后的期盼，也是對文博行業(yè)的鄭重拷問。那尊失蹤的鎏金佛像，不僅承載著歷史價值，更牽動著無數(shù)人對公益精神的信仰。20年了，是時候給崔鳳祥一個明確的答案，給所有捐贈人一個可靠的承諾。

莫讓赤誠之心被冷漠消耗，莫讓捐贈之路布滿荊棘。唯有堅守法治底線、壓實管理責任、保障捐贈人權益，才能讓更多人愿意將珍寶奉獻給國家，讓文化遺產在信任與守護中代代相傳。這不僅是對崔鳳祥們的交代，更是文博事業(yè)行穩(wěn)致遠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