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1954年深秋，北京的一個地下室里，空氣悶得讓人想撞墻。
清華大學教授楊承宗，正對著一臺簡陋的云母片電離計發(fā)呆，這時候他已經整整熬了36個小時沒合眼了。
手里除了一支鉛筆、幾塊擋輻射的鉛磚，就剩下一本從法國帶回來的舊筆記。
這會兒，中南海那邊好幾位大佬都在等著他的信兒。
因為這個結論要是給歪了，中國剛起步的核工業(yè)不光要白扔五萬美元外匯，搞不好還得在錯誤的道上狂奔好幾年，甚至把國家的家底像漏勺一樣亮給西方情報機構看。
咱們把日歷翻回1954年，那是什么光景？
抗美援朝剛打完，老百姓窮得叮當響，美國人卻把原子彈搬到了朝鮮半島南邊，那玩意兒就懸在腦門頂上，睡覺都不踏實。
那時候大家都清楚，沒有那一朵“蘑菇云”，在國際談判桌上說話，腰桿子怎么都挺不直。
就在中央為了搞原子彈原料——高純度濃縮鈾急得團團轉的時候，香港那邊突然傳來個信兒：有幾個自稱“歐洲猶太商人”的家伙，手里有硬貨。
兩公斤濃縮鈾，豐度90%，一口價五萬美元。
這劇本要是放現(xiàn)在，估計連網劇編劇都不敢這么寫，聽著就像是那種低端的電信詐騙。
可在那個連火柴都要省著用的年代，這消息簡直就是久旱逢甘霖。
但這雨到底是救命水還是鶴頂紅？
周恩來總理當時的反應特有意思，既沒高興得跳起來，也沒一棒子打死，就給了一句話：驗貨。
于是，這個千斤重擔，就這么“咣當”一聲砸在了楊承宗那個簡陋地下室的桌子上。
說實話，這不僅僅是一場簡單的商業(yè)博弈，這是國家命運在十字路口的一次豪賭。
1954年的中國，最缺錢、最缺技術，也最缺安全感。
蘇聯(lián)老大哥雖然簽了協(xié)議，但在核武器這種核心技術上，那真是像擠牙膏一樣，防咱們跟防賊似的。
國內找鈾礦的隊伍剛進山，從石頭縫里摳出來的礦石，要想提煉成核原料，還得過九九八十一難。
而香港那幾個神秘商人嘴一撇，只要五萬美元，就能直接通關。
誘惑太大了。
要是這批貨是真的，中國的原子彈起碼能提前兩年炸響。
但這事兒吧，越想越覺得不對勁。
楊承宗是個明白人，他在法國居里實驗室待過，那是世界核物理的頂級殿堂。
臨回國前，居里夫人的女婿約里奧-居里跟他掏心窩子說過：你們要反對原子彈，就必須自己擁有原子彈。
這話里還有層意思沒明說：大國的脊梁骨，靠“海淘”是淘不來的。
在那36個小時里，楊承宗干的活兒其實特別原始。
那時候哪有什么高精尖的質譜儀，只能靠那一臺老掉牙的設備測放射性強度，然后拿筆算。
這就像是用那種老式木桿秤去稱一?；覊m的重，全憑經驗和死磕。
他一遍遍記錄那個枯燥的“滴答”聲，在深夜里聽著跟催命符似的。
等到第三天早上，結果出來了。
楊承宗盯著顯影液里那淡得幾乎看不見的痕跡，手里的鉛筆重重地拍在了桌子上。
什么90%的高純鈾，那玩意兒真實的鈾-235含量只有0.8%——這跟地里刨出來的石頭蛋子沒啥區(qū)別，甚至還不如某些富礦石。
說白了，這就是一堆包裝得挺像樣的“核廢料”，純屬那個年代的“智商稅”。
當這個全是“騙局”的報告遞上去，周恩來沒發(fā)火，反倒是長出了一口氣。
這個結果雖然讓人心里空落落的，但也徹底打碎了那種想走捷徑的幻想。
公安部門很快就動手了，那幾個想在香港發(fā)戰(zhàn)爭財的騙子，神不知鬼不覺地就被清理出了局。
但這事兒給人的震動，才剛剛開始。
咱們那是馬后炮地想一下，如果這批鈾是真的，結局就好嗎？
我看未必。
這搞不好是西方情報機構下的套，一旦成交，錢沒了是小事，中國急需核原料這張底牌一旦被人看穿，接下來的封鎖和絞殺只會更狠。
這場鬧劇就像一盆冰水，徹底把決策層給澆醒了。
也就是從這會兒起，“自力更生”這四個字，才真正從墻上的標語變成了帶血的誓言。
后來為了搞出這個“爭氣彈”，國家那是真的拼了老命。
就在楊承宗驗貨的那陣子，為了擠出科研經費，鐵道部硬是停了三條正在規(guī)劃的鐵路，兵工廠停了兩型急需的火炮，連上海的醫(yī)院都被勒令少買進口藥。
普通老百姓不知道啥叫“02工程”，只知道手里的布票越來越緊，糧食定量越來越少。
鄧稼先后來給家里寫信，意思就是說，如果咱們自己造不出這東西，那省下來的每一口飯都是白費。
那個年代的科學家和工人，是用一種近乎悲壯的方式在填坑。
沒有不銹鋼管，工人就去廢品站找舊鋼軌熔煉；沒有重水提純設備，就在實驗室頂樓利用晝夜溫差搞土法冷凝。
跟這種拼命的架勢比起來，那五萬美元買來的“捷徑”，顯得多么可笑。
楊承宗在那個地下室的一周，不僅是用科學戳穿了一個謊言，更是給中國核工業(yè)做了一次精神上的“體檢”。
他證明了一個殘酷的真理：科學沒有捷徑，想彎道超車，最后往往是翻車。
十年后的1964年，羅布泊那聲巨響震驚了世界。
這時候再沒人提當年香港的那幾罐“濃縮鈾”了。
但在老一輩人的回憶里，這事兒始終是個坎。
它不是什么光彩的戰(zhàn)績，卻是一次特別值的“試錯”。
它逼著中國人斷了念想，把所有的賭注都壓在了自己的雙手和大腦上。
后來楊承宗在教學時常跟學生講，做學問要老實，做人更要老實。
他那雙因為長期接觸放射性物質而微微變形的手，就是最硬的證據。
今天咱們聊這段舊事，不是為了嘲笑當年的騙子手段低級，也不是為了單純歌頌前輩多辛苦。
而是要看清一個事實：在國家命運的關鍵節(jié)點上，往往是那些看起來最笨、最苦、最繞遠路的選擇，最后成了唯一的坦途。
那兩公斤假鈾，最后的歸宿是檔案袋里的一行“按規(guī)程銷毀”。
但它留給咱們的教訓，比鈾-235的半衰期還要長。
在這個誰都想搞“技術速成”的時代，那個1954年地下室里的背影，依然在提醒咱們：手里有糧，心里不慌；手里有核心技術，腰桿子才硬得起來。
2011年5月27日，楊承宗在北京逝世，享年100歲，走得安安靜靜。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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