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0月15日下午，錦州東南的娘娘宮鎮(zhèn)檢查站前擠滿了敗退的國民黨軍士兵和逃難的老百姓，隊伍緩緩向前移動，三個穿黑棉襖的男人挪到了前面。站崗的解放軍戰(zhàn)士照例詢問了幾句。中間那個五十歲上下的男子低著頭答話，口音又硬又直，帶著濃重的云南口音，在東北顯得很是突兀。

戰(zhàn)士心里起疑，抬起了槍口。他們隨后扣下的這個人，正是國民黨第六兵團中將司令官盧浚泉。五天前，他把守的錦州城被解放軍攻克。此時，正是這改不掉的云南昭通家鄉(xiāng)話，堵上了他最后一條逃跑的路。此時遠在云南，他那位任省主席的侄子盧漢今后的命運，也意外地和他聯(lián)系在了一起。

盧浚泉是云南昭通炎山人，彝族，生于1899年，彝名為“達史余忍”。年輕時離家到昆明讀書，才取了漢名。1922年，他考入云南講武堂第十八期。那是滇軍高級將領的搖籃，學校里訓練十分嚴格。

畢業(yè)后，他從排長做起，一路晉升，但始終在滇軍體系中?？谷諔?zhàn)爭爆發(fā)后，滇軍被編為第六十軍開赴前線。1938年臺兒莊戰(zhàn)役時，盧浚泉已升任團長，率部在禹王山堅守二十多天，經(jīng)歷了真正的惡戰(zhàn)。后來他歷任旅長、副師長，仍在滇軍內任職。1945年日本投降前，他升任暫編第二十師師長。

日本投降后，國內形勢驟變，地方雜牌部隊的命運也隨之改變。1945年秋，滇軍主力被調往越南接受日軍投降，隨后接到命令，直接開赴遙遠的東北。明眼人都看得出，這是一步調虎離山之計，意在讓這支地方軍隊遠離根基云南。

1946年4月，盧浚泉率第九十三軍從葫蘆島登陸。東北天氣寒冷，人生地疏，上面還有杜聿明等中央軍將領督視。然而盧浚泉的官職卻一路攀升。1947年11月，他升任第六兵團司令；第二年1月，兼任錦州警備司令；6月，又被任命為東北“剿總”副總司令，坐鎮(zhèn)錦州。

錦州是連接關內關外的咽喉，戰(zhàn)略位置極其重要。1948年9月，東野發(fā)起遼沈戰(zhàn)役，首戰(zhàn)目標就是錦州。到10月初，城外據(jù)點全部失守，錦州被圍得水泄不通。

盧浚泉手中雖有第九十三軍、新八軍等部，約十萬人，但各部隊沒有滿編，士氣低落。蔣介石從南京發(fā)來電報，嚴令其“堅守待援”。雖稱東西兩路均有援軍，但解放軍炮火日益逼近，援軍卻始終沒有看到蹤影。

總攻錦州在10月14日上午打響。解放軍的炮火密集覆蓋，城東陣地很快失守。電話里傳來的消息一個比一個糟糕。撐到傍晚，盧浚泉明白城已守不住。他找來參謀長李汝和與副官張文，決定化裝成平民逃跑。

幾人匆忙脫下軍裝，換上準備好的黑布棉襖，又用鍋底灰抹在臉上和脖子上。夜里十一點左右，他們從隱蔽處溜出，混入亂哄哄的人群，向東南方向摸去。起初較為順利，他們避開主路，在15日天亮前出了城。

走到杏山鎮(zhèn)附近時，迎面遇上一隊解放軍后勤人員。對方盤問時，盧浚泉自稱是沈陽來的商人。對方?jīng)]有多追問，只讓他們去后方娘娘宮檢查站登記。在檢查站，他那口地道的昭通話引起懷疑。當站內干部盯著他，突然問“你是不是盧浚泉”時，他怔了一下，最終點了點頭。

被俘后，盧浚泉被押送到東野前指。負責干部在他面前攤開地圖，講解東北戰(zhàn)局的整體情況。談話提到長春，被圍的國民黨第六十軍是滇軍的老部隊，軍長曾澤生還是他的老同學。

干部提出，如果他愿意寫信勸曾澤生起義，就能減少傷亡，也為數(shù)萬云南官兵尋一條出路。盧浚泉起初并沒有答應。兩天后，他確知錦州守軍全軍覆沒，許諾來援的部隊也被擊退，這才徹底認清國民黨在東北大勢已去。想起長春城內可能白白送命的云南同鄉(xiāng)，他最終松口。

他的信是寫給同學曾澤生和師長白肇學的，內容很直白，如實說明錦州失守、援軍沒有希望的情況。信末寫道：“望兄等為我滇軍三萬官兵計，另尋出路?！边@封信設法送進了長春城。1948年10月17日，曾澤生率第六十軍起義。這封信究竟起了多大作用，歷來看法不一，但對盧浚泉個人而言，這事成為他明確記錄的“立功表現(xiàn)”。

此后，盧浚泉被送到北京功德林戰(zhàn)犯管理所，開始了長期改造生活。那里的生活很有規(guī)律：上午學習，下午勞動，晚上寫材料。起初他沉默寡言，學習討論時也常不開口。

有一次管理所要砌一堵墻，管理干部問誰懂泥瓦匠手藝。盧浚泉舉手說，他年輕時在家鄉(xiāng)干過。他喝灰、砌磚，手腳麻利很快就把墻砌好。時間一長，一同改造的人私下稱他“砌墻司令”。這些體力勞動似乎讓他心情也輕松了一些。

也是在這里，他從報紙上看到重要消息：他的侄子盧漢于1949年12月9日在昆明率部起義，云南和平解放。他拿著報紙，看了很久。后來他在思想?yún)R報中寫道：“如果當時我能早點看清形勢，錦州那一戰(zhàn)，或許會是另一個樣子?！?/p>

1959年秋，管理所開始評審第一批特赦戰(zhàn)犯名單。標準有幾條：歷史罪行輕重、改造表現(xiàn)好壞、是否曾有立功。盧浚泉的情況較為特殊。他是被俘的高級將領，但為長春起義寫信一事記錄在案。

同時，他的親侄子盧漢已是重要起義將領，正擔任國家體委副主任。盧漢在起義后，始終對這位叔叔的處境很關心，他曾多次向有關部門反映情況，表示盧浚泉在關鍵時刻為促成六十軍起義出過力，希望組織在政策允許范圍內予以考慮。

盧漢的親自說情，在評審特赦名單時被慎重考慮在內。管理人員多次與盧浚泉談話，仔細核對當年寫信勸降的細節(jié)，并了解他日常改造情況。評審材料稱他“勞動踏實，思想認識有轉變”。

9月17日，特赦大會召開。聽到自己名字時，盧浚泉愣了一下，才站起身來。當晚，他在本子上只寫了六個字：“得了新生，要努力?！?/p>

特赦后，盧浚泉被安排到全國政協(xié)文史資料委員會工作，負責審閱和撰寫軍事歷史資料，特別是涉及遼沈戰(zhàn)役和滇軍的部分。他工作十分仔細，常為一個具體時間或地名反復查閱多份檔案。有年輕編輯詢問當年戰(zhàn)事，他會放下筆，慢慢講述部隊番號、行軍路線，甚至當天天氣。

1966年，他獲準回云南探親。在昆明，他見到了盧漢。叔侄二人對坐，聊的多是家鄉(xiāng)舊事，昭通的山水、昆明的氣候，誰也沒有提錦州之戰(zhàn)。

1978年，組織同意他回昆明定居。分給他的房子帶一個小院。偶有老朋友、老部下來訪，說起往事，他大多靜靜聽著。有人問起當年，他常常沉默片刻，然后說一句：“那個年月啊，很多事，個人做不了主。”1979年9月20日，盧浚泉在昆明去世，終年八十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