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看案例——

未婚先孕后男友因涉嫌犯罪進了看守所，生母因無力撫養(yǎng)，將女兒送養(yǎng)他人并收取 “感謝費”。陜西省西鄉(xiāng)縣人民法院一審認定這名未婚媽媽構成拐賣兒童罪，判處其有期徒刑5年。陜西省漢中市中級人民法院二審綜合全案情節(jié)，改判其無罪。近日，人民法院案例庫上新一起案件，該案厘清了民間送養(yǎng)與借送養(yǎng)之名出賣親生子女的邊界。

現代快報 記者了解到，2014年，樊某與秦某某相戀同居，2017年2月樊某懷孕，同年9月秦某某因涉嫌犯罪被羈押。因未婚先孕不敢告知家人，且無經濟來源，樊某萌生了送養(yǎng)孩子的想法。朋友洪某得知后，將此事告知婚后多年無子、有強烈收養(yǎng)意愿的黃某。黃某主動聯(lián)系樊某，提出愿支付六七萬元 “感謝費”。樊某了解到，黃某與丈夫曾兩次嘗試體外受精胚胎移植均失敗，收養(yǎng)孩子的愿望強烈。2017年11月，樊某首次到看守所與秦某某商議送養(yǎng)孩子未果。同年12月25日，樊某產下女嬰，黃某前往照料并墊付了5000元醫(yī)藥費。12月30日，樊某再次征求秦某某意見，秦某某表示無力撫養(yǎng)，由其自行決定。

2018年1月2日，樊某與黃某簽訂送養(yǎng)協(xié)議，明確探望權等內容。當日，黃某夫婦向樊某支付43000元、向洪某支付2000元，隨后帶走女嬰撫養(yǎng)。2019年12月，陜西省西鄉(xiāng)縣人民法院一審認定樊某以非法獲利為目的出賣親生子女，構成拐賣兒童罪，判處其有期徒刑五年；洪某、黃某也分別被判刑。樊某、黃某不服，提出上訴。

2020年6月，陜西省漢中市中級人民法院二審判決，撤銷一審判決，改判樊某、黃某、洪某無罪。漢中市中級人民法院指出，樊某因無力撫養(yǎng)而將親生子女送人，而不是為非法獲利。她充分考察并確認黃某具有撫養(yǎng)目的和能力，樊某未主動索取錢財，也無討價還價行為，收取的錢財系收養(yǎng)方主動給予的感謝及補償費用。區(qū)分借送養(yǎng)之名出賣親生子女與民間送養(yǎng)行為，關鍵在于行為人是否具有非法獲利的目的。送養(yǎng)人基于生活困難、無撫養(yǎng)能力等原因，在充分考察收養(yǎng)人撫養(yǎng)意愿、能力、條件等因素后，將親生子女送給該收養(yǎng)人撫養(yǎng)，并收取一定數額的“營養(yǎng)費”“感謝費”，綜合全案情節(jié)判斷其不具有非法獲利目的，屬于民間送養(yǎng)行為，不能以拐賣兒童罪論處。 現代快報：（文中當事人均為化名）

根據《關于依法懲治拐賣婦女兒童犯罪的意見》，區(qū)分拐賣與民間送養(yǎng)的關鍵在于是否以“非法獲利”為目的。本案中，樊某未婚先孕、男友在押、無經濟來源，二審法院認為其送養(yǎng)行為是“迫于生活困難”，而非主動牟利。

但問題在于，“生活困難”能否成為交易嬰兒的正當理由？若按這種邏輯，任何貧困家庭均可將子女“送養(yǎng)”并收取高額費用，只要聲稱無力撫養(yǎng)即可逃避刑責。

法律對“非法獲利”的界定，在此案中被簡化為“是否主動討價還價”，卻忽略了4.8萬元遠超合理營養(yǎng)費范疇的事實。

對比其他案例，如男子杜某彩因出賣兩名子女獲利4.8萬元被判刑七年半，本案的判決標準顯然存在矛盾。

另外二審判決強調，4.8萬元系收養(yǎng)人黃某“主動提出”，樊某未討價還價，故不具牟利目的。然而，收養(yǎng)人的“自愿”能否洗白交易性質？照這么說。人販子只需等待買家主動報價即可規(guī)避罪責。

法律應該關注行為的實質，也就是兒童是否被物化為商品。本案中，送養(yǎng)協(xié)議與支付記錄明確指向一場赤裸裸的交易：黃某兩次試管失敗后“強烈渴望孩子”，樊某則通過朋友洪某牽線明碼標價。所謂“感謝費”不過是買賣雙方心照不宣的包裝。

類似案件在司法實踐中屢現分歧。例如江蘇男子肖某以2.6萬元出賣親生子，法院認定“錢財用于還債揮霍”構成拐賣罪；而天津邢萬海收2萬元“補養(yǎng)費”送養(yǎng)子女，法院以“迫于生活困難”判無罪。

這種同案異判的現象，暴露了“非法獲利目的”認定標準的模糊性。更令人擔憂的是，二審改判無罪可能形成示范效應，也就是未來販賣子女者只需刻意避免“討價還價”，即可借“民間送養(yǎng)”之名行買賣之實。

有意思的是，原始案例里樊某原來是潘某，秦某某原來是岳某某（看看這關聯(lián)）。支持無罪判決者認為，樊某確無惡意，且孩子最終獲得良好成長環(huán)境。但法律不能因結果看似“圓滿”而放棄原則。

兒童的人格尊嚴不可交易，這是文明社會的底線。如果縱容經濟困難成為買賣嬰兒的借口，無異于宣告“窮人可以賣子求生”，這將徹底瓦解對兒童權益的基本保護。

二審判決試圖在情與法之間尋找平衡，卻顯然踩踏了法律紅線。當4.8萬元“感謝費”輕松化解了拐賣罪責，我們不考慮一個問題，明天是否會有更多“樊某”以貧困之名，行販嬰之實？法律必須堅守“兒童非商品”的立場，而非在情感訴求面前步步退讓。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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