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坐過十三年牢的人，死后會有多少人送他？

2004年5月17號，河南蘭考。

天跟火爐似的，柏油路都快烤化了，腳踩上去黏糊糊的。

就在這么個天，一條看不見頭的送葬隊伍，把整個縣城都給堵了。

從高速路口下來，黑壓壓的人群，一溜排開有十里地那么長。

這不是什么大人物的國葬，靈車?yán)锾芍?，是個叫張欽禮的老頭。

一個蹲過大牢，一輩子沒當(dāng)上多大官的糟老頭子。

可就是為了他，跑出租的師傅們自發(fā)地在車頭綁上白花，排成一隊，長按喇叭給他開道。

退休的老工人們，不哭喪，反倒敲起了鑼鼓，說是給他“報喜”，老縣長終于回家了。

路兩邊的老百姓，家家戶戶門口擺著一張小桌，上面一碗清水，幾根小蔥，一塊白豆腐，那意思再明白不過：這個人，一輩子清清白白。

成千上萬的人，就那么直挺挺地跪在滾燙的馬路上，沖著靈車哭喊：“老縣長回家了！”

一個外地來的記者，扛著攝像機(jī)，擠在人堆里，嘴里不停地念叨，說這陣仗，起碼得有十萬人。

這些人，用最土、最實(shí)在的法子，送一個讓他們打心眼兒里敬重的人。

這事兒就怪了。

一個有過“污點(diǎn)”的老干部，憑什么能讓十萬老百姓在大熱天里，跪在地上給他送行？

這故事，得從四十年前，另一場更出名的葬禮說起，也得從一個藏在英雄光環(huán)背后的人說起。

1962年冬天，蘭考跟個漏了底的破鍋沒啥兩樣。

風(fēng)沙、鹽堿、內(nèi)澇，這“三害”像三把刀子，年年割蘭考的命根子。

老百姓的日子，就是挖野菜、啃樹皮、出門要飯。

就在這節(jié)骨眼上，縣里來了個新書記，叫焦裕祿。

接待他的是當(dāng)時的縣長張欽禮。

張欽禮是蘭考本地人，十五歲就扛槍上戰(zhàn)場，身上現(xiàn)在還留著四個槍眼。

打仗那股子不要命的勁兒，全被他帶到了工作里。

1954年調(diào)回蘭考，他就像一頭犟牛，一頭扎進(jìn)這片爛攤子地里，發(fā)誓要把日子給“扳過來”。

他領(lǐng)著人勘測地形，挖溝修渠，半夜三更還在工棚里頭對著圖紙比比劃劃，嘴里念叨：“這根樁子要是打偏了，明天誰也別想吃飯?！?/p>

焦裕祿一來，這兩個人的第一次見面，就在辦公室里“吵”起來了。

一個說，得先治沙，沙子不按住，種啥都白搭。

另一個說，得先排澇，水排不出去，地里就是一片汪洋。

嗓門一個比一個大，桌子拍得震天響。

吵到最后，倆人對視一眼，突然都笑了。

焦裕祿一拍大腿：“老張，咱倆甭在這兒爭了，明天一起下去看看，讓地說話！”

從那天起，蘭考?xì)v史上最出名的一對搭檔算是湊齊了。

焦裕祿有嚴(yán)重的肝病，疼起來的時候，開會都得拿個硬東西死死頂住肝部，一把藤椅，愣是被他頂出一個大窟窿。

張欽禮看著心疼，偷偷找木匠，仿著那把藤椅，多做了幾把，想讓焦裕祿換著用。

結(jié)果焦裕祿轉(zhuǎn)手就把這些新椅子劈了，分給沒柴燒的貧困戶。

張欽禮氣得直瞪眼，可拿他沒轍。

倆人誰也管不住誰，就在工作上較上了勁。

1963年一年，張欽禮為了摸清全縣的水文情況，跑遍了120多個大隊，回來一說，焦裕祿嘿嘿一笑：“我比你多跑了三個。”

這種默契和較勁，在老天爺發(fā)威的時候，就成了蘭考人的主心骨。

1963年秋天，連著下了十三天大暴雨，眼看就要到手的莊稼，二十多萬畝地全泡在了水里。

縣委連夜開會，一片唉聲嘆氣。

焦裕祿一拳砸在桌上，吼道：“哭啥？

天塌不下來！

分片包干，水排到哪兒，種子就跟到哪兒，搶種！”

話音剛落，張欽禮二話不說，第一個卷起褲腿，扛著鐵锨就跳進(jìn)了齊腰深的泥水里。

他嘶啞著嗓子喊：“干部都跟我上！

把水從地里搶走，把糧食從水里撈回來！”

書記縣長帶頭跳進(jìn)水里，底下的人還有啥說的？

全縣的干部群眾，硬是在一片汪洋里，搶回了六成的收成。

從那時候起，蘭考老百姓心里就有了一桿秤：天大的事，有焦書記和張縣長頂著，就塌不下來。

可誰也沒想到，天，真的塌了一半。

1964年5月14日，焦裕祿肝癌晚期，在鄭州病逝，年僅42歲。

在鄭州醫(yī)院，張欽禮守著焦裕祿的遺體，一滴眼淚沒掉，就是兩天兩夜沒合眼，眼睛腫得跟桃兒似的。

靈柩運(yùn)回蘭考那天，萬人空巷，哭聲震野。

張欽禮扶著棺材的一角，從頭到尾，嘴里就反復(fù)念叨著一句話：“焦書記，你放心走，剩下的事，俺接著干?！?/p>

這句承諾，成了他后半輩子的賣命的理由。

焦裕祿成了全國的榜樣，張欽禮就成了“焦裕祿事跡報告團(tuán)”的首席報告人。

他帶著焦裕祿的照片，跑遍了大半個中國。

做報告的時候，他從來不看稿子，一講起來就忘了時間。

底下有人遞條子提醒他，他擺擺手：“我多講一分鐘，就多一個人能記住焦書記是啥樣的人?！?/p>

有人私下說他這是拿著別人的功勞到處“作秀”，這話傳到他耳朵里，他把眼一瞪，硬邦邦地回了一句：“誰愿意拿眼淚換掌聲？

我就是想讓焦書記一直活在大家心里頭?！?/p>

他嘴上這么說，腳下也這么干。

1968年，他升任開封地區(qū)革委會副主任，官大了，按規(guī)定配了吉普車。

可他下鄉(xiāng)，還是蹬著那輛除了鈴鐺不響哪兒都響的破自行車。

機(jī)關(guān)的司機(jī)們閑得沒事干，湊在一起打賭，看誰能把吉普車鑰匙塞到張欽禮的口袋里。

結(jié)果誰也沒贏，因?yàn)樗麄兒髞聿虐l(fā)現(xiàn)，張欽禮一年四季穿的衣服，壓根就沒縫口袋。

日子就這么一天天過，蘭考的泡桐樹也一天天長高。

可就在那個特殊的年代過去之后，一場誰也想不到的風(fēng)暴，把張欽禮卷了進(jìn)去。

1977年，一頂“貪污挪用公款”的大帽子，毫無征兆地扣在了他的頭上。

查來查去，所謂的“經(jīng)濟(jì)問題”，就是他當(dāng)年為了解決蘭考水利工程的資金缺口，大膽拍板，從一個部門“挪用”了一筆錢，投到了另一個更急需的項(xiàng)目上。

錢，一分沒進(jìn)自己口袋，全都花在了蘭考的地里。

但在那個節(jié)骨眼上，沒人聽他解釋。

1979年12月，法庭宣判，張欽禮罪名成立，判處有期徒刑13年。

宣判那天，成百上千的蘭考農(nóng)民自發(fā)涌進(jìn)縣城，法院門口，田間地頭，到處都是人。

他們拉著一條條用白布寫的橫幅，上面是歪歪扭扭的大字：“我們的老縣長是清白的！”

當(dāng)張欽禮戴著手銬被押上囚車時，他看著車外那一張張熟悉的、哭成淚人的臉，用盡全身的力氣吼了一聲：“鄉(xiāng)親們！

我對得起蘭考！

對得起你們！”

囚車開動，車窗外哭聲震天。

有三個蘭考的農(nóng)民，就這么跟在囚車后面跑。

車開到哪兒，他們就跟到哪兒。

從蘭考到鄭州，三百多里地，他們就這么一路跟著跑。

到了監(jiān)獄門口，車進(jìn)去了，他們進(jìn)不去，三個人就在監(jiān)獄大門外，直挺挺地跪了下來，誰勸也不起來。

在監(jiān)獄里，這個打過仗、經(jīng)過風(fēng)浪的硬漢子，反倒平靜下來。

后來新華社老記者穆青去看他，他樂呵呵地說：“正好，這幾年累壞了，終于能歇歇腰了。”

他白天看報紙，晚上看書，最關(guān)心的，還是蘭考的收成怎么樣了。

公道終究沒有缺席。

1987年，案子復(fù)查，真相大白。

張欽禮被提前釋放。

走出高墻的那一刻，他沒有抱怨，沒有申訴，心里只有一個念頭：回蘭考。

在蘭考老汽車站，他剛下車，一對不認(rèn)識的老兩口就迎了上來，把兩根熱乎乎的煮玉米塞到他手里：“縣長，先墊墊肚子?！?/p>

他接過玉米，還沒往嘴里送，看到旁邊有個小孩眼巴巴地瞅著，他想也沒想，把玉米掰成兩半，一半遞給了那孩子，笑著說：“娃，嘗嘗，這是咱家鄉(xiāng)的甜味兒?！?/p>

出獄后，組織上要安排他去療養(yǎng)，他不去。

有人勸他：“老張，受了這么多罪，也該享享福了?！?/p>

他搖搖頭，指著地里的莊稼說：“這玩意兒，你一天不盯著它，它就荒你一年?！?/p>

九十年代，他都快七十歲的人了，又開始“折騰”。

他看蘭考有些沙地還是種不出好莊稼，就自己掏錢，帶頭試驗(yàn)種旱稻。

失敗了三次，把他那點(diǎn)養(yǎng)老錢賠了個精光。

村里人背后都說這張老頭是不是在牢里待傻了。

第四年，當(dāng)綠油油的稻苗終于在沙土地上扎下根時，他一個人坐在地頭，像個孩子似的，咧著嘴傻笑。

2004年5月7日，這位“折騰”了一輩子的老人，在鄭州病逝，享年78歲。

臨終前，他留給家人的遺言只有一句話：“把我的骨灰送回蘭考，不要給政府添麻煩。”

家里人聽了他的話，喪事辦得極其簡單。

可消息，還是像長了腿一樣，傳遍了蘭考的溝溝坎坎。

于是，就有了開頭那震撼人心的一幕。

那天，一個拄著拐杖的老漢，被人扶著，在滾燙的馬路上給靈車磕了三個響頭。

記者問他為啥要這樣。

老漢抹了把淚，嗓子沙啞，就說了三個字：“該磕哩！

這人心里，裝的全是咱莊稼人。”

張欽禮的骨灰，最后埋在了南彰鎮(zhèn)張莊的一片棗林里。

墓碑很小，上面沒有生平，沒有官銜，只刻著八個字：

“人民縣長，一生清白。”

如今，蘭考的泡桐樹已經(jīng)長成了森林，當(dāng)年他和焦裕祿親手栽下的那些，已經(jīng)成了蘭考的地標(biāo)。

那些當(dāng)年他用來測量土地的木樁，有的還留在田埂上，風(fēng)吹日曬，卻依然筆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