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那封遲到的追殺令：天津站長抗命潛逃，毛人鳳為何只敢演戲不敢殺人？

一九四八年12月22日，天津的空氣冷得像是能把人肺管子凍裂。

就在這天，一封絕密加急電報帶著火藥味，撞進了天津警備司令部稽查處的大門。

收件人是剛剛接手那個爛攤子的代理處長李俊才，發(fā)電報的是遠在南京、此時估計正急得跳腳的保密局局長毛人鳳。

拿著這封電報，李俊才只覺得脊背發(fā)涼，緊接著心里泛起一陣極度荒謬的感覺。

這哪里是命令，簡直是民國特工史上最大的“馬后炮”，也是一場讓人哭笑不得的官場現(xiàn)形記。

為啥這么說？

因為此時此刻，毛人鳳要殺的這位吳敬中站長，早就坐在南京或者上海溫暖的沙發(fā)上喝茶看報紙了。

他離開天津已經(jīng)整整八天。

毛人鳳這道遲到了八天的“追殺令”，你說他是腦子進水了搞行政失誤，還是在演一出精心設(shè)計的雙簧給別人看？

要把這事兒說透，咱們得把時鐘往回撥八天。

12月14日，那會兒天津城已經(jīng)被解放軍圍得跟個鐵桶似的，城里的國民黨高官們，那是個個如坐針氈，都在忙著給自己找后路。

就在這節(jié)骨眼上，身為保密局天津站站長的吳敬中，突然表現(xiàn)出一種反常的“積極”。

平?？偸欠€(wěn)如泰山的老狐貍，這天卻異常忙碌，理由還特別冠冕堂皇——護送保密局中將設(shè)計委員、華北軍政督察組組長李廣和回南京匯報工作。

咱們現(xiàn)在回頭看，這哪是匯報工作啊，分明就是找個借口開溜。

吳敬中大搖大擺地登上那架撤離的飛機時，看著腳下越來越遠的天津衛(wèi)，心里估計早就盤算好了：這飛機只要一落地，想讓我再回來送死？

門兒都沒有。

他這一走，直接把天津站這個隨時會爆炸的火藥桶，全甩給了副手李俊才。

李俊才后來在回憶錄里把這事兒記得清清楚楚，字里行間都能讀出那種被頂頭上司“坑爹”后的絕望。

這就叫平時稱兄道弟，臨了拿你擋槍。

很多朋友看電視劇《潛伏》，覺得吳敬中就是個只想撈錢、也沒啥大本事的笑面虎，其實大家都低估了這個老特務的生存智慧。

他為什么要在這個關(guān)鍵時刻公然“擅離職守”？

因為他太了解他的老板毛人鳳是個什么貨色了。

毛人鳳接手保密局后，搞了個陰毒至極的“潛伏計劃”。

這個計劃說好聽點叫留得青山再，說難聽點就是“甩包袱”。

毛人鳳私下里跟沈醉交過底，說去臺灣地方小、人多，與其把這么多人帶過去吃閑飯，不如留在大路當“釘子”。

尤其是像吳敬中這樣歷史背景復雜的人——大家別忘了，吳敬中早年可是莫斯科中山大學的高材生，和鄭介民、蔣經(jīng)國是同學，甚至早期還有過一段“紅色經(jīng)歷”。

在軍統(tǒng)（保密局）那套非黑即白的邏輯里，變節(jié)過來的人，終究是“叛徒”，戴笠活著的時候就不怎么信任他們，毛人鳳更是想借著戰(zhàn)亂，把這批“不穩(wěn)定分子”來個借刀殺人，扔在大陸讓解放軍收拾掉，既省了去臺灣的船票，又省了以后的養(yǎng)老金。

這算盤打得，連閻王爺看了都得直呼內(nèi)行。

吳敬中是何等的人精？

他在特務圈混了大半輩子，嗅覺比狼還靈。

他很清楚，如果繼續(xù)傻乎乎地留在天津，等待他的只有兩個結(jié)局：要么作為“潛伏特務”被抓，進大牢改造；要么在城破之時被當做炮灰打死。

毛人鳳那封遲到八天的電報，其實暴露了一個更深層的秘密：吳敬中是徹底的“抗命”逃跑。

但奇怪的事兒來了，這樣一個嚴重違紀的“逃兵”，到了南京后不僅沒有被軍法從事，反而就在眾目睽睽之下“消失”了。

等到后來大家都撤到臺灣，甚至有些人去了香港，吳敬中搖身一變，成了一名在香港做生意的“普通商人”。

這中間要是沒有通天的人物擔保，根本解釋不通。

這就牽扯出一段極少有人提及的“同學情”。

這事兒吧，越想越有意思。

吳敬中在莫斯科中山大學讀書時，和蔣經(jīng)國的關(guān)系非同一般。

雖然在軍統(tǒng)內(nèi)部，他是鄭介民派系的人，常受毛人鳳排擠，但只要掛上了“太子黨”這層隱形關(guān)系，毛人鳳想動他也得掂量掂量。

那封“扣押嚴懲”的電報，很可能就是毛人鳳做給外人看的一場戲，或者是他發(fā)現(xiàn)吳敬中跑了之后，氣急敗壞卻又無可奈何的發(fā)泄。

你想啊，電報是用通用密碼發(fā)的，這不就相當于在大街上拿大喇叭喊嗎？

不僅李俊才能看見，我方情報部門也能截獲。

毛人鳳這一手，既是在推卸天津站失守的責任，也是在向我方“送情報”，想借我方之手徹底斷了吳敬中的后路，逼得他只能死心塌地跟著國民黨一條道走到黑。

說白了，這就是神仙打架，凡人遭殃，但也側(cè)面證明了吳敬中的命是真硬。

更有意思的是，吳敬中這一跑，徹底改變了兩個人的命運。

留下來接鍋的李俊才，在天津解放后帶著潛伏名單自首，雖有立功表現(xiàn)，但畢竟身居高位，還是進了戰(zhàn)犯管理所，直到1966年才重獲自由。

而吳敬中呢？

他仿佛從歷史上“隱身”了。

那個寫了《軍統(tǒng)特務組織真相》的程一鳴，也是吳敬中在莫斯科的同學、在臨澧特訓班的同事，他在書里把各路特務的底細揭了個底朝天，唯獨對吳敬中在香港的去向諱莫如深。

一個少將級別的特務頭子，在香港那個情報掮客云集的地方“做生意”，做的究竟是什么生意？

是真金白銀的買賣，還是這一層商人的外衣下，依舊再為那張看不見的情報網(wǎng)編織經(jīng)緯？

歷史總是充滿了這種讓人玩味的對比。

沈醉在功德林里給一百多個國民黨將軍當領(lǐng)操員，日子過得倒也充實；李俊才在漫長的改造歲月中反思前半生；而吳敬中，這個在電視劇里整天把“人不為己，天誅地滅”掛在嘴邊的老油條，卻用一次極為果斷的“臨陣脫逃”，完成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潛伏”——潛伏進了茫茫人海，成了那個時代最大的漏網(wǎng)之魚。

至于他是真想開了去過小日子，還是換了個身份繼續(xù)在陰影里由人擺布，這恐怕只有那維多利亞港的海風才知道了。

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如果那天他稍有遲疑，沒趕上那架飛機，那么在功德林戰(zhàn)犯管理所的合影里，站在沈醉旁邊的，一定會多一張那張皮笑肉不笑的臉。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