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一提的是，明清時期的“蘇州片”通過作坊式運作，打造出一條產(chǎn)銷并舉的藝術(shù)品產(chǎn)業(yè)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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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 | 金　姬

誰也沒有料到，一件書畫作品的真?zhèn)?，會在中國文博系統(tǒng)引發(fā)震動。事實上，仿品書畫在我國流傳已久，有同時代的仿品，也有后人仿古人的偽品。

《新民周刊》采訪發(fā)現(xiàn)，即便是仿品，也具有研究甚至收藏價值，關(guān)鍵問題是如何火眼金睛地去識別。

書畫仿品自古有之，目的各不相同

作家、藝術(shù)評論家喻軍對《新民周刊》表示，我國摹制古畫之風，可溯至魏晉，起初只是一種學(xué)習和傳承的手段。唐代宮廷亦設(shè)專門的臨摹機構(gòu)司職其事。趙宋之世，因金石學(xué)盛行，士大夫追慕古雅，遂于書畫等方面自覺摹古，蔚成風氣。《清明上河圖》即為最知名的摹本之一，明代仇英，仿此畫堪為翹楚。

仇英仿《清明上河圖》。

值得一提的是，明清時期的“蘇州片”通過作坊式運作，打造出一條產(chǎn)銷并舉的藝術(shù)品產(chǎn)業(yè)鏈。

據(jù)《中國藝術(shù)品收藏鑒賞百科》一書介紹：“明清時代的造假最著名、規(guī)模最大的是在明萬歷到清代中期（約1753—1820）的蘇州。據(jù)記載，這一時期的蘇州山塘街專諸巷和桃花塢一帶聚集著一批民間作畫高手，專以制作假畫為業(yè)，他們所造的假畫后來被統(tǒng)稱為‘蘇州片’?！苯裉欤疤K州片”仍在各種拍賣、展覽、鑒定等藝術(shù)品相關(guān)場合頻頻“出鏡”，且多半會因工藝精美令人驚嘆。也有人提出這次多棱鏡下的《江南春》恐怕就是“蘇州片”。

在喻軍看來，對于文物的仿制和鑒別，乃系延綿千年的“博弈”和“斗法”。他表示：“由于人去而丹青存，世無目擊古人畫畫者，鑒定之事遂多疑。依我看，仿畫猶如設(shè)局，倘技藝精湛，足可以假亂真；鑒定猶如搞偵查，須抽絲剝繭層層深入，試圖破解謎題。故向來認為文物的仿制不等于簡單的造假，而是融合了各種知識、技能、藝術(shù)鑒賞力和經(jīng)驗直覺的一門復(fù)雜的‘學(xué)問’。善摹者謂之‘精摹’‘高仿’或‘老仿’，并不等同于‘假畫’。縱非真跡，然流傳有序，藝道可鑒，亦可寶之。”

書畫“仿制”大體有以下幾方面的路數(shù)或“門道”：

有的是對照流傳下來的真跡進行模仿，兼以筆墨、款印、紙張、裝裱各方面的輔助配套。除“蘇州片”外，晚清至民國時期的譚敬、詹步、湯安等高手，擅長仿制宋元古畫，有些仿品至今仍困惑學(xué)術(shù)界，成為待解的謎團。還比如近人張大千，可謂“血戰(zhàn)古人”，他仿石濤、八大的精品，甚至連一些久負盛名的鑒定大家都難以決斷。

有的是拼貼改造：將“真款”拼接在假畫上，通過裝裱使尺幅變大；或通過拼湊、拆配、補全之法，迷惑那些專業(yè)不對等的收藏者以牟取暴利，拼拼湊湊，一幅真跡可賣出兩幅甚至幾幅價格。

有的是“講故事”：搭配虛假的名家題跋或著錄、文字記載，以跌宕離奇的敘事佐證此畫來路正宗。

有的是做舊：通過染色、煙熏、蟲蛀、水漬等假象，使畫作形同老舊的古畫，使人錯以為真跡。

還有就是高科技輔助手段：利用高清印刷、微噴等技術(shù)制作底稿，再人工潤色，或以化學(xué)試劑腐蝕材質(zhì)。使收藏者難以辨別，信以為真。

曾主持上海工美拍賣公司的書畫家廉亮，對于中國書畫收藏也頗有研究。他告訴《新民周刊》，繪畫仿制并不難。只要有美術(shù)功底的人，經(jīng)過一定的訓(xùn)練，就有描摹前人書畫的能力。“以前有人幾萬甚至十幾萬元去購買古代留下來的宣紙，派什么用場，大家心知肚明?！?/p>

古書畫鑒定專家張珩（1914—1963）在其著作《怎樣鑒定書畫》中指出，書畫作假歸納起來不外乎兩類：一類是完全做假，其中又包括照摹、拼湊、摹擬大意、憑空臆造等四種方式；另一類是利用前人的書畫，用改款、添款或割款的方法來做假。這些原件的作者本無心作偽，作品也本是真跡，而做假是后人強加到它們身上去的。

張珩在書中舉了不少例子。例如，解放前上海有個作偽集團，他們的把戲之一是拼湊，從幾件作品中各取一部，組織成章，乍看起來各部分好像都有來歷，但合在一起往往并不諧調(diào)。在《金匱藏畫》中印出一幅“巨然”山水畫，上題“巨然畫溪山蘭若”，并署名一個“黻”字，表示是米黻鑒定的巨然真跡。實際上這一行字多數(shù)是從米書《苕溪詩》中集出來的，畫也同是摹仿巨然的形式，這是拼湊的例子之一。

書畫偽作中情況比較復(fù)雜的是“代筆”。張珩在書中表示，有的畫家找人代筆是為了趕時間多出作品，自己畫了一部分，學(xué)生添補另一部分，可以說是真假參半。有的是學(xué)生作畫，自己題款，像金冬心的畫有不少是羅兩峰畫的。有的由于求畫者有特殊要求，如本人只能畫小幅，而別人非要求他畫大幅；或本人只能畫山水，而別人非要求他加人物，只好請人代筆。有的本人雖非畫家而有畫家之名，貫找人代筆。寫字也有近似的情況，管道昇的書札就有經(jīng)趙孟頫捉刀的。有的畫家代筆者不止一人，以致傳世的作品個人風格不一致，像董其昌就有這類情況。

還有的仿作，是為了更好地保護原作。比如新中國成立后，有關(guān)單位曾組織一批老先生去臨摹傳承下來的古代書畫。

2008年，曾是榮寶齋副總經(jīng)理的米景揚（1936—2023）在接受上海首屆世界華人收藏家大會采訪時提到：“故宮博物院不愿意把原作永遠展覽，如果有一個可靠的摹本的話，它可以代替原作進行展覽，這樣對原作也是一個很好的保護。”

據(jù)悉，當時北京榮寶齋派馮忠蓮去臨摹《清明上河圖》，陳林齋臨摹《韓熙載夜宴圖》。“這些人都有豐富的臨摹經(jīng)驗，對畫的材料也有很深的研究，比如說絹，宋朝的絹是圓絲絹，每個絲線的截面是圓的，到了明清以后絲被捶扁了。所以，宋代的絹高低不平，繪畫時必須先刷上膠礬，才能落筆平整，裱好以后膠礬再塌下去。明清的絹捶扁以后就非常平滑了，有利于畫畫。宋朝這個絹現(xiàn)在已經(jīng)沒有了，為了臨摹，榮寶齋專門派人去蘇州制作土機，重新織圓絲絹，從材料上復(fù)原一致，這很不容易，是一整套的工作，原作是麥黃地我就染成麥黃地，原作是香灰地我就怎么染成香灰地，再臨摹。臨摹好以后最后還要加工，正面如何作舊，為了使得古畫非常渾厚的感覺表現(xiàn)出來，必須在背后涂一層很重的顏色才能使正面這臉渾厚起來?！?/p>

米景揚還透露：“故宮當時在請榮寶齋的專家臨摹古畫的同時，還從蘇州地區(qū)請來三位專家進行單獨臨摹。一個叫金仲魚，臨摹人物畫；一個叫鄭竹友，專門臨摹梅蘭竹菊題材的畫；還有一位姓楊，是一位裱畫師傅，我親眼看他把故宮盧楞伽的《六尊者圖》放在水里洗，真是絕技。這三位專家在解放以前就是專門臨摹的高手，水平遠在‘蘇州片’的造畫水準之上，可以瞞過專家的眼睛，張大千、張珩、徐邦達等當年都吃過他們的虧。”

書畫鑒定家徐邦達先生（中）。

如何鑒別真?zhèn)危?/strong>

既然專家都有看走眼的時候，那么普通人又如何能分辨書畫真?zhèn)危?/strong>

喻軍表示，就仿作或贗品的鑒別而言，一般有如下幾種方法：

首先是“望氣”與目鑒。

所謂“望氣”，主要是依靠長年積累的經(jīng)驗和諳熟鑒定對象的能力，如通過大量閱覽熟悉某個畫家各個時期的作品和相關(guān)流派、時代作品的語言習慣特性（構(gòu)圖、筆墨、造型）以及款印等“氣息”，從中找出其藝術(shù)形成和演化的規(guī)律，并結(jié)合畫中的題跋、印鑒，形成一整套具有經(jīng)驗性的“望氣”標尺，判定其真?zhèn)巍?/p>

謝稚柳先生（1910—1997）作為古書畫鑒定的泰斗，即善于通過藝術(shù)直覺和“望氣”之法，對筆墨風格進行斷代。加之他本人即為大畫家，對筆墨風格的微妙變化和內(nèi)在氣韻，理解力自然要高于一些不會畫畫或粗通文墨的鑒定家。

謝稚柳先生作為古書畫鑒定的泰斗，即善于通過藝術(shù)直覺和“望氣”之法，對筆墨風格進行斷代。

廉亮也推崇“望氣”：“看得多了，有時候一眼就能看出來是不是真的。尤其是寫意的那種，給人的感覺是不一樣的?！?/p>

其次是文獻與考據(jù)，也就是查閱著錄文獻和歷史檔案，從史料中找出蛛絲馬跡，以求與畫作嚴絲合縫的吻合度。

啟功先生（1912—2005）以深諳文史典章、學(xué)問淵博著稱，他的鑒賞嚴謹如治學(xué)，常以文獻、文字、訓(xùn)詁、年號干支解畫，堪稱學(xué)者型鑒賞大家。

啟功先生以深諳文史典章、學(xué)問淵博著稱。

2004年，啟功在接受采訪時曾表示，鑒定古代字畫的方法，在近代確實有很大的進步。“因為攝影印刷的進展，提供了鑒定的比較資料；科學(xué)攝影可以照出昏暗不清的部分，使被掩蓋的款識重新顯現(xiàn)……例如用筆的壓力、行筆習慣的側(cè)重方向、字的行距、畫的構(gòu)圖以及印章的校對等等，如果通過電腦來比較，自比肉眼和人腦要準確得多。已知的還有用電腦測試種種圖像的技術(shù)，更可使模糊的圖像復(fù)原近真，這比前些年用紅外線攝影又前進了一大步。再加上材料的湊集排比，可以看出其一家書畫風格的形成過程，從筆力特點印證作者體力的強弱，以及他年壽的長短。至于紙絹的年代，我相信，將來必會有比碳十四測定年限更精密的辦法，測出幾百年中的時間差。人的經(jīng)驗又可與科學(xué)工具相輔相成?！?/p>

此外，喻軍表示注重實物細節(jié)也很重要?！氨热缒惴绿拼伇荆偷谜襾砉欧椩斓纳z細絹，其經(jīng)緯密度、絲線光澤如不符合年代特征，即便費心費力地繪制出來，懂行者也會識破。再比如紙本返鉛、火氣、代筆、后添款、改款等，如未掌握古法撈紙形成的獨特紙性紋理，或者色墨以現(xiàn)代化學(xué)手段制成，缺乏歲月的沉淀，則必露出破綻，難逃法眼?！?/p>

當然，即便有科技和經(jīng)驗加持，書畫鑒定還是很難一錘定音。喻軍以五代時期南唐畫家董源的《溪岸圖》為例：“謝老（謝稚柳）謂之晚出董源時期，斷為摹本；啟老（啟功）未曾親鑒，然考諸題跋著錄，疑為近世仿作，甚至不排除系張大千仿造之可能；徐老（徐邦達）則依據(jù)手法、章法等細節(jié)要素，判定其為五代至北宋初期作品，董源系五代南唐畫家，等于判定其為真跡。你看，三位大家（謝老重‘目鑒直覺’，啟老重‘文史互證’，徐老重‘考據(jù)實證’）即有三種看法，竟成鼎足之論。足見文物鑒定如涉淵海，非淹通博識者不能窺其奧，走眼之事亦屬尋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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