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夏天，杭州城出了一樁怪事。

一夜之間，平日里在大街上吆五喝六的幾千名警察突然全都沒了蹤影，整個杭州仿佛變成了一座沒有治安的“真空城”。

這倒不是因為警察集體罷工要漲工資，而是因為害怕——他們?nèi)济摿四巧砗谄ぶ品阍诩依锊桓衣额^。

那個時候，只要你在杭州街頭穿著警服出現(xiàn)，立馬就會沖上來一群當(dāng)兵的，不由分說就是一頓死揍。

這哪像是國民政府的“模范省會”，簡直就是到了土匪窩。

這事兒說起來特別荒誕，引起這場全城大亂斗的導(dǎo)火索，僅僅是一輛自行車。

那天晚上，杭州中山南路，有個叫吳中翰的人騎著自行車往南星橋方向趕。

在那個年頭，自行車可不是什么廉價交通工具，那是實打?qū)嵉纳莩奁贰?/p>

騎個自行車上街，那排面不亞于現(xiàn)在開著一輛邁巴赫招搖過市。

吳中翰當(dāng)時穿著便裝，心情挺美，結(jié)果騎到半路，被一個正在執(zhí)勤的巡警給攔下來了。

理由很充分：違規(guī)，沒開車燈。

按理說，這事兒撐死也就是罰點錢，或者教育兩句就完事了。

但那個年代的人，火氣都大。

吳中翰覺得丟了面子，當(dāng)場就亮了底牌：我是“浙江保安處士官教育團”的教育長。

這名頭聽著有點繞，翻譯過來就是負(fù)責(zé)訓(xùn)練全省軍官的總教頭，妥妥的實權(quán)派上校。

但這巡警那天估計也是喝了點貓尿，再加上平時橫慣了，壓根沒買賬。

在他眼里，當(dāng)兵的怎么了？

我們局長何云，那可是長得跟蔣委員長幾乎一模一樣的“御弟”，以前還是委員長的侍衛(wèi)長。

有這么硬的后臺，杭州警察走路都是橫著走的。

于是這小警察不但沒放行，還罵了一句極其難聽的“臭丘八”，直接連人帶車扣進了南星橋分局。

這一罵，算是把天給捅破了。

在那個只有槍桿子才算數(shù)的年代，法律這東西，連擦屁股紙都不如。

吳中翰好歹是個上校，回營地越想越氣。

第二天一大早，他直接帶著一百多號全副武裝的士官生，殺氣騰騰地沖進了南星橋分局。

這幫人可不是普通的散兵游勇，那都是受過正規(guī)軍事訓(xùn)練的“準(zhǔn)軍官”，戰(zhàn)斗力爆表。

分局里的警察手里那幾根燒火棍哪是對手？

瞬間就被砸了個稀巴爛，警察們被打得抱頭鼠竄，哭爹喊娘。

但這幫當(dāng)兵的顯然沒解氣，或者說，他們早就看平時作威作福的警察不順眼了。

這群人竟然一路從南星橋打到了清河坊，最后直接殺到了西湖邊。

只要看見穿警服的，抓過來就是一頓暴打。

老百姓都在旁邊看熱鬧，心想這下可是“惡人自有惡人磨”了。

作為杭州市警察局長的何云，接到報告的時候，肺都要氣炸了。

但他畢竟是在官場混成了精的老油條，腦子轉(zhuǎn)得飛快。

他知道硬碰硬肯定干不過正規(guī)軍，于是下了兩道命令：第一，全城警察立即撤崗回家，讓老百姓看看這幫大兵把治安搞成什么樣；第二，命令配有長槍的精銳衛(wèi)隊在總局集結(jié)死守。

安排好這一切，何云坐上小汽車，直奔浙江保安處，也就是杭州警備司令部。

他想得挺美，憑自己跟蔣介石那層“特殊關(guān)系”，找對方主官討個說法，怎么也得給幾分薄面吧？

畢竟自己這張臉，那就是金字招牌。

但他這次算是踢到了鐵板上。

他要找的人，是當(dāng)時國民黨軍界的一顆新星，也是真正意義上的“太子黨”——俞濟時。

這俞濟時雖然才30歲，但背景深得嚇人。

他是黃埔一期畢業(yè)，蔣介石的嫡系心腹。

而且他叔叔是俞飛鵬，那可是掌管國民黨軍需命脈的后勤總管。

俞濟時剛在上海跟日本人干過仗，肚皮受過重傷，腸子流出來是用雞腸子縫接的（當(dāng)然這是坊間傳聞），人送外號“雞腸將軍”，性子那是出了名的傲慢和護短。

何云到了保安處門口，連俞濟時的面都沒見著，就被擋了回來。

這時候，杭州城里已經(jīng)亂成了一鍋粥，沒有警察維持秩序，地痞流氓趁火打劫，商鋪紛紛關(guān)門。

何云原本想用“罷工”來逼宮，結(jié)果發(fā)現(xiàn)南京那邊根本沒人搭理他，反倒是輿論開始指責(zé)警察玩忽職守。

在這場權(quán)力的博弈中，何云看似背景深厚，其實外強中干。

他在蔣介石身邊雖然親近，但多是侍從性質(zhì)，也就是個高級跟班；而俞濟時手里握著的，是實打?qū)嵉能姍?quán)和黃埔系的鐵血關(guān)系網(wǎng)。

所謂的面子，在絕對的實力面前，就是個笑話。

俞濟時這次縱容部下鬧事，其實就是故意的。

他初來乍到浙江，想把全省的保安團整編成自己的私人武裝，之前被省政府阻撓過，心里正憋著火。

這次借著警察扣車的由頭，正好給杭州地面上的這些地頭蛇立立威，告訴他們這浙江到底是誰說了算。

硬扛了一天之后，何云徹底慫了。

第二天一大早，他又去了保安處。

這一次，這位少將局長在門口足足像個門房大爺一樣等了三個小時。

這三個小時，把他身為局長的尊嚴(yán)碾得粉碎。

等到俞濟時終于肯露面時，這位年輕的處長根本沒提自己部下打砸搶的事，反而劈頭蓋臉把何云訓(xùn)了一頓：你們警察先侮辱軍官，然后又擅自離崗、玩忽職守，搞得滿城風(fēng)雨，這責(zé)任全在你們！

何云這時候哪還敢還嘴？

只能像個犯了錯的小學(xué)生一樣連連點頭。

俞濟時見火候到了，提出了極其苛刻的條件：第一，把最先惹事的南星橋分局局長撤職查辦；第二，把那個攔車的警察送交警備司令部處理。

何云雖然窩囊，但也知道第二條要是答應(yīng)了，以后隊伍就沒法帶了，只能苦苦哀求。

最后俞濟時“大發(fā)慈悲”，只堅持撤了分局長的職。

至于那個帶頭打人、砸了半個杭州城的吳中翰，那是提都沒提，甚至連一句口頭道歉都沒有。

這場鬧劇，最終以軍方的完勝、警方的完敗而告終。

那個在街頭被攔下的自行車，仿佛成了壓垮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徹底暴露了民國時期“軍大于法”的殘酷現(xiàn)實。

即便你何云是天子近臣，在掌握實權(quán)的黃埔系軍閥面前，依然是個隨時可以揉捏的軟柿子。

事后沒幾個月，也就是1934年11月，何云就找門路調(diào)離了杭州。

名義上是回南京當(dāng)侍衛(wèi)長，實際上就是灰溜溜地逃跑。

他實在不愿意在俞濟時的陰影下當(dāng)這個受氣包了。

穿軍裝的流氓不可怕，可怕的是流氓有文化還有后臺。

而那一年剛滿30歲的俞濟時，踩著警察局長的臉面，威望達(dá)到了頂峰。

到了年底，他又兼任了剿匪總指揮，帶著后來大名鼎鼎的王耀武補充旅，去圍剿紅十軍團了。

至于那個引起全城暴亂的吳中翰，后來也跟著升官發(fā)財，屁事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