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薩姆茶園：一部環(huán)境文化史

[印]阿爾納布·戴伊 著

王林亞 譯

2025年8月出版，98.00元

Tea Environments and Plantation Culture: Imperial Disarray in Eastern Indi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1

茶香氤氳，茶葉流轉，飲茶之人不少，研究茶史的學者亦不少。大概不會有多少學者認為，茶史研究是一個前沿的學術領域，但事實上，關于茶史的論著卻層出不窮，常常推陳出新。例如，2020年耶魯大學出版社出版的《茶業(yè)戰(zhàn)爭》（

Tea War: A History of Capitalism in China and India

Tea Environments and Plantation Culture: Imperial Disarray in Eastern India

當然，鋪面太廣勢必難有創(chuàng)見，因此該書主要聚焦于英屬印度時期的阿薩姆地區(qū)。盡管如此，無論是茶史研究、阿薩姆茶葉種植研究，還是關于英屬印度阿薩姆地區(qū)的研究，都極為豐富。這就為后世學者提出了相當大的挑戰(zhàn)：如何能夠挑戰(zhàn)、修正或推翻前人的觀點，以至于不用做重復勞動？或者說，從哪種角度方能使我們重新理解茶史，窺前人所不得者？我們究竟是要通過茶來了解茶，還是通過茶來為殖民主義提供新的洞見？

事實上，在《阿薩姆茶園》一書中，紐約州立大學賓漢姆頓分校的歷史系副教授阿爾納布·戴伊（Arnab Dey）的確引入了一個頗有創(chuàng)見且耐人尋味的新視角，這即是“無序”（disarray）。不同于將近代歐洲種植園的歷史視作“啟蒙理性”在殖民地自然延伸的結果，戴伊傾向于認為，歐洲資本家在茶葉種植園有意維持了一種“無序”狀態(tài)，將其作為一種“隱蔽性”管理策略，以此逃脫正式的制度和法律監(jiān)管，進而達到極盡剝削土地和勞工的目的。在戴伊看來，這一觀點不僅是對原有“科學理性敘事”的解構，也是一種新的建構，即將“無序”本身當作看清殖民制度運作機制的關鍵視角。與此同時，戴伊還反復提及環(huán)境史的視角，或者說“生態(tài)社會研究法”（eco-social methodology）（20頁，本文引用頁碼均來自中譯本），即認為憑借植物、昆蟲、疾病等非人類要素（non-human agents），自然環(huán)境也同樣能夠制造一種挑戰(zhàn)茶葉種植園體系的“無序”狀態(tài)。

乍看起來，該書在邏輯上似乎存在一些矛盾。一方面，如果說所謂的“無序”是歐洲殖民者刻意維持的結果，而非僅僅由難以控制的自然因素造成，那么這種刻意本身，不也正是“理性”的一種體現嗎？另一方面，如若過度強調殖民者的主動性——無論它表現為明確的理性，還是偽裝成“無序”的理性——是否都在將歐洲殖民者塑造成一種“無所不能”的形象，同時忽視了那些不受殖民體系約束的人類及非人類因素的重要性？反之，如果將重點放在后者，以揭示殖民者脆弱與焦慮的一面，那是否又會在無意間削弱對殖民統(tǒng)治的批判力度？

要理解第一重邏輯困境，不妨將此書與另外兩本關于殖民地科學及種植園的著作進行比較。其一是理查德·德雷頓（Richard Drayton）的《自然的統(tǒng)治》（

Nature’s Government: Science, Imperial Britain, and the ‘Improvement’ of the World

The Floracrats: State-Sponsored Science and the Failure of the Enlightenment in Indonesia

《自然的統(tǒng)治》《植物官僚》

在一定程度上，戴伊挑戰(zhàn)了理查德·德雷頓的說法而呼應了安德魯·戈斯的研究。如其所言：“西方所謂的‘理性科學’從一開始就并非完全有效，它更像是一次不確定性的嘗試，這種科學對茶葉行業(yè)的理解非常有限，或者說在某些情況下，它為了茶葉利潤卻放棄了真正的‘科學’。”這正是荷蘭殖民者在巴達維亞的種植園里所做之事在阿薩姆地區(qū)的回響。然而，戴伊并未將阿薩姆的理性問題理解為簡單的成功或失敗，而是強調“理性”本身如何被當作一種話語策略。筆者以為，這里討論的“理性”其實可以分成兩種，一種是啟蒙式的理性，它追求秩序、知識、透明、效率與改善；另一種是治理性的理性，或者說功利理性，它不以秩序為目標，而是以權力運作的效用為核心，可以通過制造不透明、混亂與不確定性來維持統(tǒng)治。

在此意義上，所謂的“失序”不是理性的失敗，而是一種治理技術，是帝國得以運作的一部分。也就是說，戴伊并不是想說殖民者缺乏“理性”，而是在說殖民者的“理性”不是啟蒙敘事想象的那種科學理性，而是一種以混亂、不透明為核心的功利理性。正如戴伊反復強調的那樣，歐洲殖民者采用的是一種與“進步”敘事有關“現代的/人為的”和“天然的/原始的”二分法，而這種二分法依靠刻意營造的“無序”來實現：“吸收、利用并經常制造無序，在大力宣傳建立農業(yè)秩序的同時，又在實際操作中排斥有序。”（22頁）“‘無序’是茶葉種植園企業(yè)運作模式中一個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保?3頁）“本書認為‘無序’是‘進步’力量的盟友，而且是一種必不可少的盟友。正是由于在茶葉種植園的經營中，缺乏有效的監(jiān)管或者法律的制約，所謂的伊甸園項目（本書中指的是植物資本主義）才得以成功?！保?3頁）簡言之，戴伊的觀點不是要反駁殖民科學的“理性”，而是揭示這套理性如何通過無序、矛盾和偶然性來維系自身。這樣，我們就能更加深刻地理解戴伊對于“無序”的定義：“本書中所提及的‘無序’，既不是一種被貶低的生物狀態(tài)，也不是一種被動的生態(tài)隱喻，它所代表的，是使茶葉種植園能夠保持盈利和持續(xù)運轉的經濟手段、官僚策略、法律彈性和農藝操控?！保?4頁）如此，我們的第一重困惑迎刃而解。

接下來便是第二重邏輯困境，即戴伊究竟是在著力批判殖民統(tǒng)治的功利理性（以“無序”的形式表現出來），還是著重強調作為這種理性對立面的非人類世界的能動性（同樣以“無序”的形式表現出來）？應該說，作者在敘述上的確存在著模糊之處。首先，戴伊所謂的“無序”既是殖民制度刻意制造的結果，又是自然環(huán)境反制的產物，但他并未明確對兩者作出界定，不免讓讀者感到迷惑；其次，戴伊試圖削弱“殖民理性”的敘事，卻在強調殖民者對“失序”的利用時，又無意間強化了殖民權力的主導性；最后，戴伊憑借自然的能動性來揭示殖民科學力有不逮之處，卻有淡化其所批判的殖民剝削與暴力結構的風險。這些矛盾使戴伊的論證如踩平衡木一般，在解釋茶園“無序”的來源與功能時反復切換，有所失焦。

阿薩姆地區(qū)的茶葉種植園

我想，戴伊想要告訴讀者的其實很簡單：即使歐洲殖民者試圖通過對“無序”和“有序”的劃分來為種植園體系提供合法性，但他們在實際操作過程中卻遇到了真正的“無序”，即由不可控的自然世界帶來的強烈挑戰(zhàn)。只不過，戴伊在許多時候揉雜了話語層面上的“無序”和物理層面上的“無序”，反而因此將自己的觀點包裹成毛線團一樣難解難分，這使得此書好似一直在帶讀者兜圈子。這并不見得是一種高明的寫作策略，反而有玩弄文字游戲之嫌。

筆者以為，最好將阿薩姆地區(qū)的茶葉種植園體系理解為一種歐洲殖民者的“將計就計”，即殖民者利用了本已存在的混亂——無論是來自人類抑或非人類世界——來得償所愿。殖民者并非從零開始“制造無序”，而是在話語和物理層面利用、放大、固定了本已存在的生態(tài)、制度、法律、社會和勞工的混亂狀況。簡而言之，殖民者宣稱要解決“無序”的問題，其實利用了另一種“無序”來實現對茶葉種植園的控制，但真正的“無序”不僅沒有得到解決，反而成為殖民體系潛在挑戰(zhàn)的來源。這就既揭示了戴伊所稱的“植物資本主義”的虛偽與暴力，也承認了非人類因素的能動性。

另外，此書還存在另一些論述上的問題。例如在第四章，雖然戴伊引用了“功能性健康”（functional health）和“體驗性健康”（experiential health）這一分析框架，卻并沒有明確指出種植園主是如何對待這兩種健康的。他似乎是想要揭示，企業(yè)資本家利用制度上的漏洞與概念上的模糊，有意規(guī)避甚至反對嚴格的健康標準。換言之，在這一章討論的衛(wèi)生制度與勞工健康問題中，所謂的“無序”并非偶然或無能，而是在企業(yè)與殖民政府之間形成的一種有利可圖的模糊區(qū)間。因此，這一章真正揭示的并不是帝國衛(wèi)生治理的失敗，而是一種以模糊性為前提運作的殖民資本主義理性。然而，盡管戴伊在這一章中明確展示了“勞工健康”如何被重塑、量化、功能化，但他在章節(jié)結尾乃至全書結論中，卻沒有回應、整合、甚至提及這種“功能性健康”和“體驗性健康”的二分，仿佛已經將自己的理論框架忘得一干二凈。這樣的寫作手法，不知是戴伊有意營造的“無序”的結果，還是非人類要素——例如語言本身——造成的“無序”？

不僅如此，在一定程度上，茶葉種植園勞動者的聲音也湮沒在戴伊的文字海洋中，難覓其蹤。仍以第四章為例，如果戴伊真要討論的是健康與帝國治理—資本主義之間的政治經濟學，尤其是討論所謂的“體驗性健康”，就有必要將“健康”與勞工的“身體”和“情感”同步納入分析框架。否則，健康就只能被看作一種?？率降谋唤y(tǒng)計、計算、規(guī)訓和制度化的客體，而不是一種真實的身體—情感遭遇。其實，戴伊在討論“健康”時幾乎完全站在殖民政府、種植園企業(yè)、醫(yī)生和管理者的視角，而對勞工自身的身體經驗、疼痛感、疲倦、生存策略與情感世界的討論仍付闕如。這就使得此書仍然在大體上遷就于傳統(tǒng)的殖民史和帝國史敘事。盡管戴伊坦承這是囿于資料所限，但不得不說是一種遺憾。

通讀全書，該書的最大貢獻是突破了傳統(tǒng)的茶葉種植園勞工史的研究框架，戴伊善于將所有土地、法律、經濟、疾病、生態(tài)等因素統(tǒng)籌起來，并令人信服地指出不能從單一的法律、經濟或勞工視角，而應在“法律—經濟—土地—疾病—生態(tài)”的框架下重新審視殖民體系下的阿薩姆茶葉種植園。戴伊用“無序”的概念統(tǒng)籌全書，揭示了歐洲資本家在阿薩姆茶葉種植園的險惡用心及其留給當地的災難遺產，但正如戴伊同樣提到的那樣，“無序”的狀況并不完全是有意維持的結果，而是不同的殖民地主體之間、人類與非人類因素之間相互斗爭、制衡、難以協(xié)調的產物。

筆者比較閱讀了此書的中英文版本。就書中內容的翻譯而言，其語言精練流暢，大體準確無誤，但最大的問題在于標題。《阿薩姆茶園：一部環(huán)境文化史》的譯名不僅未能體現全書關于“無序”的精彩論斷，還容易帶給讀者一種田園牧歌式的歷史想象，而這恰恰是本書作者阿爾納布·戴伊所堅決反對的。

（轉載自公眾號：上海書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