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經八個月談判，臺美關稅協(xié)商結果終于揭曉。表面上，臺灣獲得與日、韓相同的15%關稅不疊加待遇，并在二三二條款下取得部分汽車、航空零組件與木材家具的最優(yōu)惠關稅安排。但作為交換條件，臺灣須協(xié)助臺灣企業(yè)赴美投資最高二千五百億美元，并透過信用保證支持金融機構授信臺灣企業(yè)赴美投資，金額同樣高達二千五百億美元。

談判結果公布后，賴清德立即定調是“臺美雙贏”，稱協(xié)議將深化雙方經貿合作，帶動共同繁榮。行政部門副負責人鄭麗君、臺經濟部門負責人龔明鑫及多位執(zhí)政黨民代也都樂觀論述，認為是臺美關系的重要進展。

然而，所謂的“雙贏”是否禁得起檢驗，并贏得民眾認同？在正常的國際經貿談判中，雙贏不該是政治口號，而是建立在權益彼此對等、風險合理分攤、長期利益大于短期代價的基礎之上。此次臺美協(xié)議，顯然更像是在特朗普壓力下的單向妥協(xié)，而非互利的安排。

特朗普重返白宮后，明確回歸“美國優(yōu)先”的單邊主義貿易路線。他去年提出的對等關稅政策，以貨品貿易順差作為唯一衡量標準，將對美順差較大的國家或地區(qū)視為“占便宜”，要求重新平衡。然而，此一框架刻意忽略美國在服務貿易上長期享有的龐大順差，使得所謂“對等”本身缺乏經濟理論與國際貿易法理的正當性，更多體現(xiàn)的是強權國家以關稅作為政治與產業(yè)政策工具的霸道。

將此結果簡化為“臺灣也贏”，不僅過于天真，更可能掩蓋了美國關稅政策對臺灣產業(yè)結構與經濟主權的長遠沖擊。

關鍵轉折點，在于美國商務部長盧特尼克的談話。他在談判結果公布后直言，美方談判時確實“拿著大棒”，而非胡蘿卜，并明確表示臺灣必須讓特朗普“滿意”。所謂滿意，指向臺積電與半導體供應鏈擴大對美投資，且設定具體目標：在特朗普任期結束前，將臺灣半導體供應鏈與產能的40％轉移至美國本土。

臺當局領導人賴清德。（臺媒）

這樣的流血輸出，對臺灣非同小可。臺積電市值占臺股逾四十三％，和上下游供應鏈構成臺灣經濟的戰(zhàn)略命脈。若因美方壓力，將高達四成產能轉移至美國，即使賴當具有辯稱這是產業(yè)鏈的“擴建”而非“遷移”，仍難以消除民眾疑慮：臺灣正逐步失去半導體產業(yè)的核心地位，從“臺灣模式”被迫走向“掏空模式”。

此外，臺灣承諾的對美投資規(guī)模，也存在顯著不對稱風險。日本與南韓分別承諾投資美國五千五百億與三千五百億美元，約僅占其ＧＤＰ的一成；而臺灣承諾的投資金額，卻超過ＧＤＰ的五成，風險明顯更高。尤其許多談判細節(jié)仍未公開，例如：當局在兩個“二千五百億美元”投資安排中究竟扮演什么角色？信用保證機制是否會轉嫁風險給納稅人？未來是否需進一步開放市場，例如降低汽車進口關稅？這些都將影響臺灣產業(yè)與財政的長期穩(wěn)定。

特朗普的談判風格向來只求“我滿意”，而非“互惠”，執(zhí)政當局應誠實告知民眾應面對的成本與風險，絕對比粉飾太平重要。

臺灣需要的不是粉飾太平的勝利敘事，而是清楚的產業(yè)戰(zhàn)略：如何在維系與美國經貿關系的同時，確保半導體產業(yè)根留臺灣、維持關鍵技術優(yōu)勢，避免過度依賴單一市場。否則，所謂的“雙贏”，恐怕只是美國滿意、臺灣承擔代價的單向結局。

來源：臺灣《聯(lián)合報》，本文由“郭茂辰海峽傳真”公眾號編輯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