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時候，有《新編對相四言》這種啟蒙課本，就是一幅畫配上字，和現(xiàn)在“看圖識字”一樣，讓普通人也有受教育的機會。但識字率上來了，并不代表就能去“考狀元”，差得還很遠(yuǎn)！

一個人從小讀書，從童生、秀才（生員）、舉人、貢士、進士再到最后排出狀元、榜眼、探花，絕大多數(shù)人都卡在前兩項了。

因為不僅要耗盡腦力，還得花很多錢。

《新編對相四言》局部

武舉就別想了，所謂“窮文富武”，練武不是普通人家能承受得起的。但“文舉”同樣如此，想要考取功名就得掂量著“家產(chǎn)”。

因為要“脫產(chǎn)”，家里少了個勞動力。古代一般人家，通常要全家去供一個人。

吃喝滿足了，但最花錢的還是材料。筆墨紙硯哪怕買最劣質(zhì)的，按照米芾《硯史》的記載，全加起來也要花上百文錢。

四書五經(jīng)這些基礎(chǔ)的，可以買二手或者盜版（明代后有很多）。但一些必要的釋讀（相當(dāng)于高考題解）書籍，以及官方刊印的標(biāo)準(zhǔn)范本（不敢盜版），都很貴！

配圖

當(dāng)然天賦高的人可以不買，便宜的書足以支撐考上秀才了，并且有了朝廷補貼，還能買點《封神演義》等課外書。

但如果再想往上走，很多“高端定制”的藏書是書生們夢寐以求的。比如張三曾高中進士，當(dāng)了幾十年的官，等告老還鄉(xiāng)后他的藏書都是珍貴的人生經(jīng)驗。

書生們會搶破頭，有錢的加價買，沒錢的也要少花一點手抄謄錄。

前面花的錢夠多了，但后面更多！

能進京趕考參加“會試”的都是舉人（不算恩典人數(shù)），意味著已經(jīng)通過三年一次的鄉(xiāng)試（省級考試），已經(jīng)有正式功名在身了。

他們已淘汰了絕大多數(shù)人（錄取率3%左右），根據(jù)北京師范大學(xué)的統(tǒng)計，明朝270多年中舉的只有102399人。

平均每屆僅有1140名左右的舉人，才能去進京趕考。他們已經(jīng)是全國的精英，能走到這一步，大部分人都有錢了。

哪怕原來很窮，一旦中舉后鄉(xiāng)紳們都搶著來送錢（比如范進）。

明代《燕趙錄》記載，山西舉子王明德赴京會試，包袱里裝著120兩銀子。如果加上隨身攜帶的藏書和衣物等，那么至少150兩以上。

這筆錢不夸張地說，足夠一個普通人家吃10年以上了。

清代的情況也差不多，舉人進京前省里會還發(fā)“公車銀”當(dāng)路費，江南地區(qū)每人約20兩。

但遠(yuǎn)遠(yuǎn)不夠，有人算過賬：從山西到北京，最少也得200兩銀子（清代白銀略有貶值）。

包括雇車馬（不想坐公車的話）、住店吃飯、給驛站小費、到了京城租房備考等等，樣樣都要錢。

這還算節(jié)省的，本就是豪門大戶出來的舉人，身上帶個幾千兩銀子（或銀票）都實屬正常。因為有些人還要到處打點，什么“履歷銀”、“監(jiān)照銀”、“團拜費”等，你懂得！

也就是說，這些進京趕考的書生，身上至少有上百兩的盤纏！富裕的甚至能養(yǎng)活整個“山寨”，那為何土匪不敢搶？

很簡單，因為他們名義上是書生，實際上已經(jīng)是“老爺”了。

布政使司會簽發(fā)“咨文”，蓋著大印寫明“某省舉人某某，奉旨赴京會試”；有的是兵部發(fā)的“火牌”，憑此可在驛站領(lǐng)取車馬、船只、口糧。

還有的干脆把文書抄錄一份，做成旗子插在車船上。

你以為是“窮書生”孤身一人，不是被土匪搶，就是被妖魔鬼怪盯上（聊齋）？

實際上，每個人身邊都有一堆保護者，書童侍女一堆的都不少見。他們還可以憑借證明身份的牌子，一路上走專門的“官道”，各個衙門也是一路綠燈。

土匪就算想搶，也沒機會啊！

當(dāng)然也有膽子大的，比如乾隆三十六年冬，湖南舉子歐陽敬在路上就碰到一伙土匪。結(jié)果土匪頭目一看到“奉旨會試”幾個字，嚇得連忙道歉，還派手下繼續(xù)護送了30多里路。

畢竟，一個功名在身的人突然消失了，官兵的圍剿就會接踵而至。

綠林界也有規(guī)矩，所謂“七不搶、八不奪”，趕考的士子排在第一，還有出家人、郵差、喜車喪車還有鰥寡孤獨等。

表面上是“義氣”，其實還是怕引起公憤。明朝正德年間，山西大同有個土匪頭子叫張黑子，因為搶了兩個書生（還不是舉人），直接被3000官兵給滅了。

所以古代真實的趕考場景，士子們大多不擔(dān)心土匪，擔(dān)心只是名落孫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