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聞記者 胥輝

近日，四川成都警方連續(xù)處理兩名“以擺拍視頻污名化成都男性群體”的網絡博主，一名四川宜賓博主被采取刑事強制措施，另一名山東棗莊博主被行政拘留。隨即，這兩則警情通報在網上引發(fā)熱議。

1月18日，對此，有律師向澎湃新聞表達了不同的看法。有律師認為，四川宜賓博主組織擺拍“吸陽氣”視頻的行為可以批評教育，但未必違法，成都警方對其采取刑事強制措施的理由略顯牽強；也有律師認為，當網絡內容明顯脫離事實基礎，并對公共認知和社會秩序造成持續(xù)擾動時，其性質就已經從“表達”滑向了“利用”。從這個意義上說，這兩起案件的價值，并不止于回應一次具體爭議，而在于向外界釋放一個清晰信號：無論披著何種議題外衣，只要以虛假敘事作為流量杠桿，終將回到法律的規(guī)制范圍內。

擺拍視頻污名化成都男性群體，兩名網絡博主被追責

據(jù)成都市公安局武侯區(qū)分局1月17日通報：該局接到群眾舉報，反映有網絡博主發(fā)布疑似虛假視頻抹黑成都，隨即展開取證。經查，犯罪嫌疑人齊某，男，25歲，宜賓珙縣人，系某傳媒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自2025年12月以來，齊某為博取關注、吸引流量，并為后續(xù)直播帶貨牟利做準備，組織擺拍含有“吸陽氣”等虛假情節(jié)的視頻，刻意關聯(lián)成都，惡意將劇情影射至污名化成都男性群體，蓄意制造地域和群體標簽。相關視頻傳播量巨大，引發(fā)大量不實解讀，嚴重擾亂網絡秩序，破壞公序良俗，造成極為惡劣的社會影響。

該局通報認為，齊某的行為已涉嫌尋釁滋事罪，目前公安機關已依法對其采取刑事強制措施，并依法關停其相關網絡賬號，案件正在進一步偵辦中。

澎湃新聞注意到，1月16日，成都市公安局高新區(qū)分局也通報一起網絡尋釁滋事案件的查處結果，涉事男子同樣因編造虛假視頻惡意關聯(lián)成都，被依法行政拘留。

通報顯示，該局近日接到群眾舉報，反映有人通過某網絡平臺發(fā)布疑似抹黑成都的視頻，警方隨即迅速展開調查取證。經查，涉事人員孫某政，男，23歲，山東棗莊市人。其為博取關注、吸引流量，故意在個人網絡賬號中以所謂“同性戀身份”為噱頭，惡意關聯(lián)成都，編造并剪輯發(fā)布虛假視頻。孫某政本人陳述，其明知該行為會誤導公眾，仍蓄意制造話題、博取眼球。

通報指出，相關視頻引發(fā)大量不實解讀，嚴重擾亂網絡秩序，破壞公序良俗，造成惡劣社會影響。孫某政的行為已構成尋釁滋事，依據(jù)《治安管理處罰法》第三十條之規(guī)定，公安機關已依法對其作出行政拘留處罰。

律師觀點不一：有人認為應該寬容，有人認為該追責

這兩則通報在網上引發(fā)關注，有人支持成都警方做法；也有人認為，如果認定為刑事犯罪，處罰明顯過重。

1月18日，重慶百君（成都）律師事務所王萬瓊律師告訴澎湃新聞，她沒有看到原視頻，但單從成都警方通報內容來看，成都市公安局武侯分局對宜賓博主齊某的追責明顯過重。王萬瓊認為，視頻劇情為“影射至污名化成都男性群體”，這意味著視頻內容本身沒有直接污蔑、損毀成都這種城市，或某群體，并給針對具體個人或對象，這應該屬于言論失當，批評教育即可。

王萬瓊表示，警方以“蓄意制造地域和群體標簽、造成惡劣社會影響”作為追究齊某刑事責任的理由，但對照刑法中尋釁滋事罪的相關條文，僅從通報內容來看，無法明確齊某的行為符合哪一項應當追究刑事責任的尋釁滋事情形，該罪名認定難以成立。

王萬瓊認為，齊某的視頻并未直接抹黑成都、攻擊成都男性群體，即便有相關表述，也應屬于個人觀點范疇，受憲法賦予的言論自由權利保護；其次，短視頻博主發(fā)布視頻以博取關注、流量并為后續(xù)直播帶貨做準備，是行業(yè)常見行為，不能以此認定為尋釁滋事罪所需的主觀故意。而且成都是一直以開放包容為標簽的城市，不應因出現(xiàn)刺耳、尖銳甚至錯誤的聲音，就動輒動用刑事手段壓制，這種做法反而會嚴重損害成都的城市形象，相信廣大成都男性群體也不會認同。

此外，尋釁滋事罪在法律界、律師界素有“口袋罪”的共識，其適用需格外審慎。通報中未公開原視頻，公眾無法知曉具體內容，若警方認為視頻存在不實信息或損害城市形象，完全可通過更溫和的方式解決——如向平臺投訴要求下架、與當事人交涉，即便需處罰，行政拘留也已足夠，無需直接上升到刑事處罰層面。

不過，四川鼎尺律師事務所律師萬淼焱對這兩起通報事件有不同看法。1月18日，她告訴澎湃新聞，雖然看起來是對把成都貼上“性少數(shù)”噱頭來作為流量素材被打擊的事件，但實質上，是近年來一種常見的網絡流量套利模式必然翻車的縮影。在這一套模式中，有時是把城市與刻板印象的捆綁，有時是弱勢群體與極端敘事的疊加，有時則是公共事件被強行導向對立框架。

無論包裝為何種議題，其底層邏輯始終一致：以簡化現(xiàn)實換取情緒動員，以制造誤解換取傳播效率。

正因如此，成都警方依法介入，針對的并非某一具體標簽本身，而是這套已高度成熟、并不斷外溢的流量玩法。當網絡內容明顯脫離事實基礎，并對公共認知和社會秩序造成持續(xù)擾動時，其性質就已經從“表達”滑向了“利用”。從這個意義上說，這兩起案件的價值，并不止于回應一次具體爭議，而在于向外界釋放一個清晰信號：無論披著何種議題外衣，只要以虛假敘事作為流量杠桿，終將回到法律的規(guī)制范圍內。

本 期資深 編 輯 周玉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