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前我國法治建設不斷深化的背景下，針對“急救章”式罪名（如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虛開增值稅專用發(fā)票罪等）在“緊急狀態(tài)”消退后仍被長期保留并泛化適用的問題，學界與實務界已形成共識：此類罪名已顯露出與現(xiàn)代法治精神、市場經濟規(guī)律和司法公正要求不相適應的弊端。面對這一現(xiàn)實，解決思路主要有兩條路徑：一是徹底取消該罪名；二是保留但進行結構性修改與完善。本文探討兩種路徑的具體方案，并從法治原則、司法實踐、經濟影響與社會效果等維度進行比較論證，最終提出更具合理性的改革方向。

一、路徑一：干脆取消“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

（一）取消的理由

1. 違背罪刑法定原則

“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作為典型的“口袋罪”，其構成要件模糊，尤其是“騙取財物”“以推銷商品、提供服務等經營活動為名”等表述缺乏清晰標準，導致司法自由裁量權過大，易被濫用。

法治成熟國家普遍不設獨立的“傳銷罪”，而是依據(jù)行為本質分別定罪，如詐騙、非法集資、虛假廣告、非法拘禁等。我國單獨設罪，實為應急立法的產物，不具備長期存在的正當性基礎。

2. 歷史使命已完成

該罪設立于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背景是傳統(tǒng)“拉人頭”“繳入門費”式傳銷泛濫，社會危害嚴重。但隨著監(jiān)管體系完善、公眾認知提升，典型傳銷已大幅減少。

當前大量被認定為“傳銷犯罪”的案件，實為存在真實商品銷售、具備一定市場價值的多層次營銷模式，將其入刑明顯過重，違背比例原則。

3. 阻礙創(chuàng)新創(chuàng)業(yè)與商業(yè)模式演進

在數(shù)字經濟時代，社交電商、直播帶貨、會員制分銷等新型商業(yè)模式廣泛采用層級激勵機制。若機械套用“三層以上即構成傳銷”的行政標準或刑事推定，將嚴重抑制市場活力。

多起民營企業(yè)因推廣模式被刑事追責，造成“辦一個案子，搞垮一個企業(yè)”的負面效應，違背中央“保護民營經濟”的政策導向。

4. 與其他罪名存在嚴重競合與重復評價

若行為人確實實施了詐騙、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組織領導黑社會性質組織等犯罪，完全可依相應罪名懲處，無需另立新罪。

保留該罪易導致“輕罪重判”或“選擇性執(zhí)法”，削弱刑法的公平性與權威性。

（二）取消后的替代機制設計

1. 刑事層面：回歸本質行為定罪

凡涉及傳銷相關行為，應根據(jù)其實際侵害的法益，分別適用以下罪名：

一是以非法占有為目的，虛構項目、虛假宣傳的，定詐騙罪或集資詐騙罪。

二是銷售假冒偽劣產品的，定生產、銷售偽劣商品類犯罪。

三是虛假宣傳誤導消費者的，定虛假廣告罪。

四是，非法限制人身自由、暴力控制的，定非法拘禁罪或故意傷害罪。

五是變相吸收公眾存款的，定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

六是涉黑涉惡組織化運作的，定組織、領導黑社會性質組織罪。

2. 行政與民事層面：強化前置監(jiān)管與責任追究

一是完善《禁止傳銷條例》《反不正當競爭法》《廣告法》等行政法規(guī)，賦予市場監(jiān)管部門更強執(zhí)法權。

二是建立民事賠償機制，支持受害人通過民事訴訟追償損失。

三是推行信用懲戒制度，將參與傳銷組織者納入失信名單，限制高消費、任職資格等。

3. 配套機制：建立“行為性質識別指南”

一是由最高司法機關發(fā)布指導性意見，明確區(qū)分“違法性傳銷”與“犯罪性詐騙”的界限。

二是引入“實質穿透審查”原則，重點考察是否具有真實交易、商品價值是否合理、收益來源是否主要依賴拉人頭等。

結論：取消路徑的核心邏輯是“去罪化+分類治理”，以精準打擊替代籠統(tǒng)震懾，實現(xiàn)刑法謙抑性與有效性統(tǒng)一。

二、路徑二：保留并修改完善“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

（一）修改完善的必要性

支持保留者認為，傳銷行為具有高度組織性、隱蔽性和社會危害性，若完全取消刑事規(guī)制，可能導致監(jiān)管真空。因此，主張通過立法修訂使其更加科學、精準。

（二）修改完善的可行方案

1. 重構構成要件，實現(xiàn)“去口袋化”

一是將“騙取財物”明確界定為客觀處罰條件而非主觀要件，僅當資金鏈斷裂、多數(shù)參與者遭受重大財產損失時才啟動刑事程序。

二是增設“情節(jié)嚴重”的量化標準，如涉案金額超千萬元、參與人數(shù)超千人、造成三人以上自殺或精神失常等。

2. 限縮適用范圍，增設“但書條款”

在《刑法》第224條之一中增加但書：“實施團隊計酬、會員推薦獎勵等營銷模式，有真實商品銷售且未實施欺詐、暴力、非法集資等行為的，不以本罪論處?！?/p>

3. 提高入罪門檻，強化行政優(yōu)先原則

一是規(guī)定必須經市場監(jiān)管部門依法查處并作出行政處罰后，仍拒不改正且造成嚴重后果的，方可追究刑事責任。

二是實行“先行政后刑事”的遞進式處理機制，避免刑事手段前置化。

4. 明確與其他罪名的競合處理規(guī)則

一是規(guī)定同一行為同時觸犯本罪與其他經濟犯罪的，依照處罰較重的規(guī)定定罪量刑。

二是明確本罪僅作為補充性罪名使用，不得與詐騙類犯罪并罰。

5. 增設出罪機制與合規(guī)激勵

一是對主動停止違法行為、全額退賠、配合調查的企業(yè)負責人，可依法不起訴或減輕處罰

二是鼓勵企業(yè)建立內部合規(guī)體系，作為從寬處理依據(jù)。

6. 建立司法審查備案制度

一是所有以本罪立案的案件須報省級檢察機關備案，防止地方濫用刑事手段干預經濟糾紛。

結論：修改路徑的核心邏輯是“精細化+限縮適用”，通過制度優(yōu)化使“急救章”轉型為“常規(guī)章”，實現(xiàn)從“運動式打擊”向“法治化治理”轉變。

三、取消與修改路徑的比較分析

比較維度

取消路徑

修改路徑

法治原則契合度

高。符合罪刑法定、明確性、謙抑性原則，避免“口袋罪”濫用

中等。雖經修改可緩解問題，但仍難根除構成要件模糊風險

司法統(tǒng)一性

高。統(tǒng)一回歸本質行為定罪，減少類案不同判現(xiàn)象

依賴司法解釋與指導案例，短期內難以消除裁判分歧

經濟影響

極高。極大釋放市場活力，鼓勵創(chuàng)新商業(yè)模式發(fā)展

較高。通過限縮適用降低誤傷風險，但仍存不確定性

執(zhí)法成本與可行性

高。需重建執(zhí)法標準與跨部門協(xié)作機制，初期成本較大

低。可在現(xiàn)有框架下漸進改革，過渡平穩(wěn)

社會接受度

中等。公眾可能誤以為“傳銷合法化”，需加強普法引導

高。保留罪名更易被執(zhí)法機關與社會接受，改革阻力小

制度穩(wěn)定性

高。推動法律體系現(xiàn)代化，增強國際法治認同

中等。可能形成“新瓶裝舊酒”局面，改革不徹底

對民營企業(yè)的保護力度

強。徹底消除刑事化誤傷風險

較強。但仍有被選擇性適用的可能

（一）取消路徑的優(yōu)勢與挑戰(zhàn)

1.優(yōu)勢

取消的優(yōu)勢有三：一是徹底破除“口袋罪”隱患，提升法律確定性；二是推動刑法回歸保障法地位，避免成為經濟調控工具；三是與國際通行做法接軌，利于營商環(huán)境國際化。

2.挑戰(zhàn)

取消的挑戰(zhàn)有三：一是需要強有力的行政監(jiān)管與民事救濟體系作為替代支撐；二是短期內可能引發(fā)執(zhí)法慣性反彈與公眾誤解；三是對復雜案件的定性能力提出更高要求。

（二）修改路徑的優(yōu)勢與局限

1.優(yōu)勢

修改的優(yōu)勢有三：一是改革阻力小，易于被立法與執(zhí)法部門接受；二是可在短期內見效，避免制度斷層；三是保留一定威懾力，防止極端傳銷死灰復燃。

2.局限

修改的局限有三：一是難以根治“口袋罪”本質，仍可能被濫用；二是制度設計再精細，也無法完全避免司法自由裁量的偏差；三是容易形成“名義修改、實質不變”的形式主義改革。

四、結論與建議：優(yōu)先選擇“取消+分類治理”路徑

綜合比較，取消“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并代之以“依行為本質分類定罪”的治理模式，是更符合現(xiàn)代法治精神、市場經濟規(guī)律和司法公正要求的根本出路。理由如下：

1. “急救章”本為應急而設，不應成為常設制度

該罪自誕生起即具強烈的時代烙印，如今“緊急狀態(tài)”早已消退，繼續(xù)保留違背立法初衷。正如“投機倒把罪”在市場經濟確立后被廢止一樣，此類罪名亦應完成歷史使命。

2. 取消有助于實現(xiàn)刑法體系的內在協(xié)調與邏輯自洽

當前刑法中已存在詐騙、非法集資等足夠覆蓋各類傳銷相關行為的罪名體系。單獨設立“傳銷罪”不僅重復，且破壞了罪名之間的邏輯統(tǒng)一性。

3. 取消更能體現(xiàn)國家治理能力現(xiàn)代化的方向

從“運動式打擊”轉向“規(guī)則化治理”，從“刑事優(yōu)先”轉向“行政主導、刑事補充”，是法治進步的重要標志。取消該罪正是這一轉型的關鍵一步。

4. 修改完善僅具過渡價值，無法替代根本性變革

修改雖可緩解當前矛盾，但無法消除制度性風險。歷史經驗表明，“口袋罪”一旦存在，總會找到適用空間，最終仍會回歸泛化老路。

在罪名取消前的過渡階段，建議做好三項工作：一是最高司法機關發(fā)布指導性案例，明確排除正常營銷模式入罪，限縮該罪名的適用；二是全國人大法工委啟動對該罪存廢的專項評估，組織專家論證，做好取消罪名的準備工作；三是加強市場監(jiān)管與金融監(jiān)管協(xié)同，提升非刑事治理能力。

總之，“急救章”式罪名的存廢，不僅是法律技術問題，更是國家治理理念的體現(xiàn)。是繼續(xù)依賴“重刑主義”思維維持表面秩序，還是以法治理性與制度自信推動深層次改革？答案不言自明。我們應當有勇氣承認：某些曾經“必要”的制度，在時代變遷中已不再“正當”。廢止“組織領導傳銷活動罪”，不是縱容違法，而是以更精準、更文明、更可持續(xù)的方式守護公平正義。這既是法治的進步，也是文明的升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