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老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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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四萬萬人齊下淚，天涯何處是神州?！薄T嗣同《有感》

每次讀到晚清的屈辱史時，這句詩總能刺痛到很多人的神經(jīng)。在長達百年的教科書記憶里，我們習慣了將近代中國的苦難，歸結為堅船利炮下的列強入侵。

于是，當看到同盟會那句著名的十六字綱領“驅(qū)除韃虜，恢復中華，創(chuàng)立民國，平均地權”時，許多人下意識地會產(chǎn)生一種錯覺：所謂的韃虜，指的一定是那些把中國打得千瘡百孔的英法聯(lián)軍、八國聯(lián)軍。

可是，當我們翻開塵封的《民報》發(fā)刊詞，查閱當年的檄文原件時，會發(fā)現(xiàn)一個令人愕然的事實：在1905年的語境下，這句口號的矛頭，并非直接指向金發(fā)碧眼的西洋人，而是指向了當時住在紫禁城里的統(tǒng)治者。

為什么這么說呢？今天老達子就來跟大家聊聊當時這場關乎政權合法性與民族構建的政治博弈～

一個群體性的認知誤區(qū)

為什么我們會誤以為韃虜是洋人呢？這其實是后人站在反帝反封建的雙重歷史任務上，對前人的一種善意誤讀。

咱們從小受的教育是，近代史的主線是抗擊西方列強，那既然孫中山先生是革命先行者，那他的首要目標自然應該是把侵略者趕出去。

但在20世紀初的革命黨人眼中，問題的優(yōu)先級并不是這樣的。

韃虜二字，在古代漢文典籍中，歷來是對北方游牧民族的蔑稱。宋明以后，多指蒙古（韃靼）或女真。在清末的政治話術里，它被精準地錨定為——滿洲皇室及其特權階層。

如果不搞清楚這一點，就無法理解為什么辛亥革命會在極短的時間內(nèi)，引發(fā)如此巨大的破壞力與號召力。這并非一場單純的對外排外運動，而是一場在華夷之辨古老邏輯下，重新包裝的內(nèi)部權力更迭。

抄了五百年前的作業(yè)

“驅(qū)除韃虜，恢復中華”這八個字，其實是對歷史的一次精準回溯。

要講清這個源頭，必須將時間軸撥回到公元1367年，朱元璋命徐達、常遇春北伐元廷。出發(fā)前，大儒宋濂起草了一篇名為《諭中原檄》的雄文，此文收錄于權威史料《明實錄·太祖實錄》卷二十六之中。

文中有云：

“...予恭承天命，罔敢自安，方欲遣兵北逐胡虜，拯生民于涂炭，復漢官之威儀...驅(qū)逐胡虜，恢復中華，立綱陳紀，救濟斯民?！?/p>

請注意，朱元璋用的是胡虜，針對的是元朝蒙古統(tǒng)治者，而孫中山將其改為韃虜，針對的是清朝滿洲統(tǒng)治者。一字之差，神韻全同。

為什么革命黨要抄朱元璋的作業(yè)？

這里體現(xiàn)了極高明的政治策略，清末的革命主力，除了留學生，很大一部分倚仗的是民間會黨（如哥老會、天地會），這些會黨幾百年來一直奉行反qing復ming的宗旨。

對于底層只有樸素民族觀念的幫會成員來說，講天賦人權、三權分立他們聽不懂，但只要喊出像洪武大帝一樣驅(qū)逐韃子，恢復漢家江山，瞬間就能點燃他們的熱血。

所以，這是一種基于歷史記憶的社會動員機制，它利用了漢文化中根深蒂固的華夷之防觀念，將反抗清廷的統(tǒng)治合法化。

當事人的親自解釋

當然，歷史研究不能靠猜，我們直接看當事人在核心刊物上的表述～

1906年12月2日，孫中山在東京《民報》創(chuàng)刊周年慶祝大會上，發(fā)表了一篇極為重要的演說。這篇演說辭被完整記錄在案，是研究同盟會綱領的鐵證。

孫中山是這樣說的：

“...惟是兄弟曾聽見人說，民族革命是要盡滅滿洲民族，這話大錯...我們并不是恨滿洲人，是恨害漢人的滿洲人。假如我們實行革命的時候，那滿洲人不來阻害我們，決無尋仇之理?！?/p>

這段話傳遞了三個關鍵信息：

1. 對象明確，韃虜指的就是滿洲統(tǒng)治集團，而非歐美列強。
2. 界限清晰，不是搞種族滅絕（盡管底層宣傳時往往帶有濃重的復仇色彩），而是針對政治統(tǒng)治權。
3. 政治承諾，只要交出政權，人身安全可保。

如果韃虜指的是歐美列強，孫中山根本不需要解釋不要盡滅這種話，因為以當時中國的國力，根本不存在盡滅歐美的可能性。只有針對國內(nèi)的少數(shù)統(tǒng)治族群，才會出現(xiàn)這種關于滅族的擔憂與辯解。

再看另一位革命猛人，寫下《革命軍》的鄒容，他在書中寫得更加露骨和激進，雖然由于時代的局限性，其言辭帶有極強的種族主義色彩，但卻真實反映了當時的普遍情緒：“掃除數(shù)千年種種之專制政體...”

后面的話有些激進，不全列出來了，鄒容的文字雖然偏激，但邏輯閉環(huán)非常嚴密。中國之所以衰弱，是因為被異族奴役，要救中國，必須先推翻這個異族朝廷。

為什么不先打歐美？

讀到這里，肯定有人會問：歐美列強把中國欺負成這樣，割地賠款，革命黨為什么不先打洋人，反而盯著滿清政府死磕？

這正是當時革命黨人比義和團高明的地方，義和團的邏輯是：洋人壞，殺洋人，扶清滅洋。結果被清政府當槍使，最后被聯(lián)手剿滅，國家更慘。

革命黨人通過冷靜的觀察，得出了一個更為深刻的結論：清政府已經(jīng)徹底淪為列強的代理人。陳天華在《猛回頭》中有一段振聾發(fā)聵的論述，堪稱對當時局勢的精準解剖：

“列位，你道現(xiàn)在的朝廷，仍是滿洲的朝廷嗎？...朝廷本來是替洋人守土官長...滿洲政府，就是洋人的朝廷。”

這才是驅(qū)除韃虜背后的深層戰(zhàn)略考量。

在革命黨看來，清政府為了維護自己的統(tǒng)治，不惜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只要這個政府還在，中國就不可能對抗列強。因為它會不斷地割地、賠款、鎮(zhèn)壓人民的反抗以換取列強的支持。

所以，要反帝，必須先倒閣。要抵抗歐美，必須先搬開清政府這塊絆腳石。驅(qū)除韃虜雖是針對滿清，但其最終指向，依然是國家的獨立與自強。

辮子與豬尾巴

在驅(qū)除韃虜?shù)男麄鲬?zhàn)中，還有一個極具象征意義的細節(jié)，就是辮子。

在正史文獻比如《清實錄》中，剃發(fā)易服是清初確立統(tǒng)治威權的重中之重，留頭不留發(fā)，留發(fā)不留頭。到了晚清，這條辮子成了西方人眼中的笑料，被戲稱為Pigtail（豬尾巴）。

在《民報》等刊物的宣傳畫里，革命黨人極力渲染辮子的丑陋與屈辱。當時的宣傳邏輯是：你留著這條辮子，就是韃虜?shù)呐`，就是未開化的野蠻人，就被洋人看不起。

這種宣傳極其有效，它將抽象的政治統(tǒng)治，具象化為每個人頭頂上的那根辮子。剪辮子，不僅僅是改變發(fā)型，更是一場名為去韃虜化的政治投名狀。

魯迅先生在《吶喊·自序》里提到自己剪掉辮子后的遭遇，以及當時留學生對于辮子的痛恨，正是這一歷史背景的生動寫照。這種對于身體符號的爭奪，是驅(qū)除韃虜口號在社會生活層面的直接投射。

從驅(qū)除到五族共和

1911年武昌起義爆發(fā)，驅(qū)除韃虜?shù)目谔栱憦卦葡?，十八星旗（代表關內(nèi)十八?。╋h揚在黃鶴樓頭。此時，革命黨人的目標非常明確，把滿清趕回老家去，光復漢地十八省。

然而，僅僅幾個月后，局勢發(fā)生了驚天逆轉(zhuǎn)。

1912年2月12日，清帝頒布退位詔書。緊接著，孫中山和袁世凱等政治領袖迅速調(diào)整了口號，原本喊打喊殺的驅(qū)除韃虜，一夜之間變成了溫情脈脈的五族共和。

為什么變臉這么快？

因為如果真的嚴格執(zhí)行驅(qū)除韃虜，把滿洲人趕回關外，甚至允許蒙古、西藏脫離，那么新成立的中華民國將失去超過一半的領土，這是任何一個負責任的政治家都無法承擔的歷史罪責。

此時，我們需要翻看《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的草案討論記錄。當時的精英階層迅速達成共識：為了繼承清朝的版圖法統(tǒng)，必須將排滿轉(zhuǎn)變?yōu)槿诤稀?/p>

于是，革命的破壞性口號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取而代之的是建設性的國家構想。漢滿蒙回藏，五族共和，這不僅是一句口號的變更，更是中國現(xiàn)代民族國家概念形成的關鍵一躍。

它成功地將清朝的多元一統(tǒng)遺產(chǎn)，轉(zhuǎn)化為了現(xiàn)代民族國家的領土主權。

老達子說

回望百年前，那個曾讓老達子誤解的驅(qū)除韃虜，實際上是一把精準的手術刀。

它切開的是腐朽的封建肌體，試圖挖出的是名為專制與盲目排外的毒瘤。革命黨人并非不恨列強，而是他們看透了當時的棋局：不先解決內(nèi)部的代理人，就永遠沒有資格坐在棋桌上與列強博弈。

歷史不是非黑即白的爽文，每一個口號的提出、修正與廢止，背后都是無數(shù)仁人志士在亡國滅種邊緣的掙扎與算計。

當年那些以為韃虜是洋人的我們，或許看懂了民族的屈辱，卻未曾看懂政治的殘酷。而如今，當我們讀懂了這八個字背后的真意，才真正讀懂了那段從沉淪到覺醒的艱難歲月。

“中華”二字的恢復，從來都不是靠喊出來的，而是靠一代代人，在誤解、修正與流血中，一步步走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