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23日傍晚，《法學》雜志突然發(fā)布的一則啟事，像一塊石頭扔進安靜的池塘。這則啟事說，從2026年開始，實行隔年用稿制，換句話說就是，今年在上面發(fā)過文章的，年內就不能再發(fā)，一年只給一人一次機會。啟事發(fā)布的時間選在下午五點多，這個細節(jié)很有意思，像是編輯部經過漫長討論后，終于拍板定案，趕在下班前把消息放出去。

法律類C刊不缺作者，這是常識。《法學》作為法學界的頂尖C刊，投來的稿件大概能堆成山。在這個位置上的編輯部，考慮的不是稿源，而是怎么在無數優(yōu)質稿件中做出選擇。隔年用稿制，表面看是在擴大作者群，避免同一人一年內多次出現。往深了想，這是在重新分配一種稀缺資源。學術發(fā)表的版面，就是學者的生命線，尤其對青年學者而言，一篇C刊可能意味著職稱評審的通過，可能意味著課題申報的底氣，可能意味著在學術圈站穩(wěn)腳跟的開始。

這個規(guī)則背后，藏著當前學術生態(tài)的某種尷尬。為什么需要明文限制？因為如果不限制，確實會有人一年之內發(fā)表多篇。這些人是誰？他們憑什么能做到？資源集中的現象，在學術界從來都不是秘密。極少數的知名學者，占據了相當比例的頂級期刊版面。他們有名氣，有資歷，有學術網絡，編輯部自然會優(yōu)先考慮他們的稿件。這種優(yōu)先權并非全無道理，這些學者的研究往往代表著某種高度。但當這種優(yōu)先權變成常態(tài)，當某些名字頻繁出現在目錄里，年輕學者的空間就被擠壓了。他們投出去的稿件，可能在編輯的初審階段就被默認為是"不夠分量"，需要"再打磨打磨"，而這個打磨的過程，有時長達幾年。

隔年用稿制，是一種糾偏的嘗試。它用制度的剛性，來對抗資源集中的慣性。這種嘗試值得肯定，但遠遠不夠。限制一年一篇，只是讓出了一點縫隙。真正的問題在于，學術資源的分配邏輯是否需要更徹底的反思？比如，教授以上職稱的學者，是否應該在頂級期刊的發(fā)表機會上受到更多限制？這個問題很尖銳，可能會刺痛一些人。但想想看，一個已經著作等身的教授，和一個還在為生計發(fā)愁的講師，誰更需要那一篇C刊？前者發(fā)表一篇，是錦上添花；后者發(fā)表一篇，可能是雪中送炭。

這里說的不是剝奪，而是讓渡。資深學者在享受了學術體制的種種紅利之后，是否應該主動讓出一些機會？學術界的尊老傳統(tǒng)無可厚非，但尊老不應該等同于資源壟斷。一個真正健康的學術生態(tài)，應該是流動性的，應該是能夠讓年輕人看到上升希望的。當青年學者們發(fā)現自己無論如何努力，都難以叩開頂級期刊的大門，他們可能會選擇放棄，可能會轉向更功利的學術生產，甚至可能會對整個學術評價體系失去信心。

有人可能會反駁，學術發(fā)表應該只看質量，不看年齡和職稱。理想狀態(tài)確實如此。但問題是，誰來定義質量？評價標準掌握在誰手里？在一個人情和網絡交織的法學學術圈里，純粹的質量標準往往會被各種因素稀釋。一篇青年學者的文章，可能提出了極具原創(chuàng)性的觀點，但因為引用的文獻不夠"經典"，因為論證方式不夠"成熟"，就被擋在門外。而一位知名學者的文章，可能只是在重復自己多年前的觀點，換了個案例，換了個角度，或者干脆就是談了點茶余飯后的感想，就能順利發(fā)表。這種差異，不是質量差異，是地位差異。

回到《法學》的最新規(guī)定，它的意義或許不在于這個規(guī)定本身多么完美，而在于它開啟了一種討論的可能性。這種討論，是關于學術公平的討論，是關于資源如何重新配置的討論。有人說，那合作發(fā)表怎么辦？如果一位資深學者帶著一位青年學生聯(lián)名發(fā)表，算不算占用名額？這個問題提得好。合作發(fā)表是當前學術生產的一種重要方式，它既是傳幫帶，也是學術網絡的體現。但合作發(fā)表也有貓膩，掛名現象并不少見。有些資深學者，名字掛在學生文章上，實際貢獻可能微乎其微。這種掛名，不僅擠占了學生的學術成果，也在發(fā)表機會上形成了新的不公。是否應該對合作發(fā)表做出更細致的規(guī)定？比如要求明確貢獻度，比如限制資深學者每年合作發(fā)表的次數？這些討論，都需要展開。

《法學》的編輯部的是次亮劍，肯定有所考量，這個考量，也許不完全是為了青年學者，可能還有自身品牌建設的需要。一個期刊如果常年被幾個大佬"霸占"，它的新鮮感和權威性也會受到質疑。讀者會厭倦，會質疑編輯部是否在搞小圈子。隔年用稿制，也是在打破這種小圈子的印象，讓作者名單看起來更"多元"，更有"活力"。從這個角度看，這個規(guī)定既是利他，也是利己。

但無論如何，這個頭已經開了。接下來，該討論的是其他期刊是否應該跟進。頂級期刊之間，既有競爭，也有默契。如果《法學》的這個做法被證明是成功的，比如獲得了學界的廣泛好評，比如確實發(fā)掘了一批有潛力的青年學者，那么其他刊物可能會效仿。這種效仿，可能會帶來連鎖反應，推動整個學術發(fā)表生態(tài)的逐步改善。當然，也可能有人會抵制，會覺得這是對學術自由的干涉，是行政思維在學術領域的延伸。這種爭議，恰恰是最有價值的部分。

更進一步說，期刊發(fā)表只是學術評價體系的一環(huán)。真正要解決青年學者的困境，不可能只靠一個隔年用稿制。還需要高校在職稱評審上給予更多彈性，需要在課題申報上打破論資排輩，需要在學術會議上聽到更多年輕人的聲音。這是一個系統(tǒng)工程，期刊改革只是其中一步。

《法學》的啟事，像是一個信號。它提醒我們，學術資源的分配，不應該完全交給市場化和網絡化的自發(fā)秩序，而應該有一些制度性的矯正機制。這種矯正，不是為了打壓誰，而是為了讓整個學術共同體更健康，更有希望。資深學者們，或許也該想一想，當自己衣食無憂、地位穩(wěn)固的時候，能為那些還在掙扎的年輕人做些什么。讓出一篇C刊的名額，可能只是舉手之勞。但這樣的舉手之勞，如果成為風氣，就能改變很多人的命運。

這件事的最終意義，也許不在限制，而在喚醒。喚醒一種意識，學術是共同的事業(yè)，需要代代相傳。如果一代人堵死了下一代人的路，這個事業(yè)就難以為繼。真正的學術大師，不是發(fā)了多少篇頂刊，而是培養(yǎng)了多少優(yōu)秀人才，為學科發(fā)展留下了多少真正有生命力的遺產。那些還在拼命發(fā)表的資深學者，或許該停下來想想，自己是在創(chuàng)造價值，還是在占有資源。這個界限，有時很微妙，但很重要。

時間已經來到2026年，這個規(guī)則即刻生效。我們會在《法學》的作者名單里，看到更多的新名字嗎？那些新名字，會給我們帶來新的思想和新的氣象嗎？這些問題的答案，不在編輯部，在整個法學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