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瑞士達沃斯，美國總統(tǒng)特朗普再次將他對歐洲的傲慢與偏見展示得淋漓盡致。

談到法國，他嘲諷馬克龍“在總統(tǒng)位置上干不長了”；談到歐洲，他稱歐洲“沒有走在正確的方向上”，一些地方如今“面目全非”；談到北約，他抱怨“錢都流向了那些不領情的人，他們不感激我們的付出”；談到格陵蘭，他指責丹麥“忘恩負義”。

再次上任以來，特朗普對歐洲國家和主流政黨動輒冷嘲熱諷的“底氣”，一定程度上來自歐洲極右翼政黨對他的支持和依賴。但近期，歐洲極右翼“集體反水”，與特朗普明顯拉開了距離。

脆弱的“意識形態(tài)共鳴”

新年以來，考驗著歐洲價值觀的是兩個熱點，一是美國突襲委內瑞拉，二是美國試圖獲取格陵蘭島。很顯然，歐洲國家領導人在這兩個問題上多少有點雙標，對前者溫和批評，對后者則憤怒示強。

在這兩個問題上意見一致的，反而是歐洲極右翼陣營。

針對美國軍事打擊委內瑞拉，德國選擇黨主席魏德爾近期指責美國所作所為違反國際法；法國國民聯盟主席巴爾代拉更是抨擊美國“帝國野心的死灰復燃”，稱這意味著世界將重回“強者凌駕于國際法規(guī)則之上”的時代；斯洛伐克民調排名第三的極右翼政黨“共和國運動”領導人烏日里克譴責美國“綁架另一個國家的總統(tǒng)”，違反國際法……

特朗普政府近期的一系列操作，不僅在傳統(tǒng)歐洲盟友中觸發(fā)強烈的不滿和失望，更“驚嚇”了長期在意識形態(tài)上與其遙相呼應的歐洲極右翼政黨。過去幾年，這些極右翼政黨在反移民、反建制、強調國家主權等議題上，常被外界視為特朗普在歐洲的天然盟友。然而，當特朗普政府以“美國優(yōu)先”為名，強勢挑戰(zhàn)盟友主權和國際法邊界時，歐洲極右翼卻并未如預期般順勢站隊，反而在言辭與立場上呈現出明顯的猶疑，擺出與特朗普分道揚鑣的架勢。

從現實層面看，格陵蘭島問題已迅速從雙邊議題升級為跨大西洋政治焦點。美國方面在公開場合反復強調獲取格陵蘭島的戰(zhàn)略價值，這在歐洲被廣泛解讀為，主權與盟友關系正在被重新納入一種單邊戰(zhàn)略計算之中。美國的強橫姿態(tài)在歐洲引發(fā)了廣泛反彈，歐盟機構和多國政府重申對國際法、主權與既有安排的尊重，強調任何涉及領土和主權的改變都不應以脅迫方式推進。

歐洲極右翼從“疑歐”到“疑美”

歐洲極右陣營的“變化”并非偶然，更不是簡單的態(tài)度轉向，深層的原因是極右翼政黨結構性的政治困境。

在當前國際政治背景下，歐洲極右翼的處境尤為尷尬。以德國選擇黨為例，該黨長期以“主權至上”“反對外部干預”為核心政治敘事之一，用以反對歐盟權力擴張和跨國治理的結構。然而，當特朗普政府以同樣的“國家利益”邏輯，對歐洲主權施壓時，這套敘事開始出現內在沖突。原本用于反對“布魯塞爾官僚主義”的主權話語，如今卻被迫用來防范來自盟友美國的強勢介入。該黨主席魏德爾近日的“反美”表態(tài)，并非出于意識形態(tài)左轉，而是源于一個難以回避的現實：如果主權可以被更強大的盟友以戰(zhàn)略需要為由輕易凌駕，那么極右翼長期強調的“反干預”立場便失去了政治一致性。

德國選擇黨另一位領導人克魯帕拉在同一語境下，一方面斥責特朗普“西部牛仔式的粗暴手段”；另一方面又試圖為其行動目的作出解釋，強調其出發(fā)點在于維護美國利益。批評美國手段的同時又表示理解美國目的，恰恰反映出歐洲極右翼在現實政治中遭遇的兩難：否定特朗普的做法，則意味著承認任何一國都不能不受約束地推進國家利益訴求；而完全接受這種做法，又將默認主權在強權面前便不再是第一位的，直接侵蝕自身賴以動員選民的敘事。

類似的困境并不限于德國。在法國，極右翼政黨國民聯盟同樣在移民與治安議題上與特朗普立場接近，卻在對外政策上保持明顯距離。該黨領導人巴爾代拉不僅將美國在委內瑞拉的粗暴行為形容為“帝國野心”，而且直言威脅格陵蘭島主權是對歐洲國家的直接挑釁。這一立場使其在客觀上與法國政府形成罕見的重合，也進一步壓縮了其作為“反建制力量”的政治區(qū)分度。

德法極右翼領導人在主權問題上與特朗普割席，這些聲音共同構成一個信號：即便在歐洲政治光譜的右翼一側，對國際法和主權底線的承認依然是不可回避的現實約束。

歐洲社會的民意指向

推動歐洲極右翼立場轉向的，不完全是美歐政治理念層面的沖突，還直接來自歐洲社會的民意壓力。多項民調顯示，歐洲公眾對特朗普外交風格的評價持續(xù)走低。以德國為例，近期調查中，對特朗普執(zhí)政表現持正面評價的受訪者僅占一成出頭，認為美國仍是“可信伙伴”的比例也降至約15%的低位。在這種輿論環(huán)境下，任何在重大外交議題上與特朗普高度捆綁且保持一致的政治力量，都面臨被選民視為替外部強權“背書”的風險。對于長期以“代表人民對抗精英”為政治標簽的極右翼政黨而言，這種指控尤為致命。

與傳統(tǒng)建制政黨不同，極右翼力量往往號稱將政治合法性建立在直接回應民意之上。當其在對外政策上顯得與公眾情緒脫節(jié)時，所付出的政治代價反而更高。這也是為什么歐洲極右翼在面對特朗普激進的對外政策時，無法簡單將其“讓美國更偉大”或“美國利益優(yōu)先”復制為歐洲版或某國標簽的“國家利益優(yōu)先”敘事，而不得不在批評與認同之間反復權衡。

更深層的變化，還體現在極右翼跨國聯系的性質上。過去幾年，歐洲極右翼與美國部分政治力量之間的互動，常被描述為一種基于共同價值的國際呼應和同頻共振。然而，委內瑞拉和格陵蘭島事件使這種跨國關系和價值認同的工具性特征越發(fā)清晰。特朗普政府并未在對外軍事和威懾行動中體現對盟友主權或右翼敘事的尊重，而是將相關國家和政治力量納入自身戰(zhàn)略計算之中。當所謂的“理念盟友”在關鍵議題上發(fā)現自身立場被忽視甚至被犧牲時，這種惺惺相惜的跨國聯系便迅速從加分資源轉化為失分負擔。

歐洲極右翼集體性的進退失據，是其政治邏輯在現實的國際環(huán)境中遭遇反噬的必然結果。這些政黨既無法完全否定特朗普驅動的“國家利益優(yōu)先”敘事，又難以接受這一敘事在實踐中對本國主權和國際法的沖擊。這種矛盾也揭示了一條殘酷的政治規(guī)律：民粹主義在跨國層面并不可通約，一國的“優(yōu)先”必然意味著對他國“優(yōu)先”的擠壓。在強權政治回潮背景下，以主權為核心卻缺乏約束機制的政治話語的脆弱性可見一斑。

歐洲極右翼在美歐政治紛爭中所顯現的猶疑與變化，提示了一個現實：即便在競爭加劇、秩序承壓的時代，國際法和主權原則依然構成國際政治中不可或缺的約束框架。一旦這一框架被系統(tǒng)性地削弱，其代價往往超出任何單一國家或政治陣營的預期。

（作者：王婉贏 馬曉霖，分別系寧波大學中東歐經貿合作研究院助理研究員，寧波大學中東歐經貿合作研究院特聘研究員、包玉剛講席教授）

來源：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