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春天的北京，空氣里透著一絲燥熱。

在一場討論中國媒體走向的行業(yè)聚會上，麥克風傳到了一位頭發(fā)全白的老人手中。

她沒像其他退休領(lǐng)導那樣，先客套幾句“形勢大好”，而是上來就扔出了一顆重磅炸彈：

“我就想問問，現(xiàn)在究竟是哪幫人在瞎改咱們的歷史劇本？”

原本嘈雜的會場，瞬間靜得連根針掉地上都能聽見。

這位語出驚人的老太太，名字叫熊蕾。

單看簡歷，她是新華社的一員老將，搞了一輩子新聞報道，最后在特稿社副社長的位子上退了下來。

可要是去翻翻她的家譜，你會看到一個震耳欲聾的名字——熊向暉。

在那個風雨飄搖的年代，熊向暉是一顆埋在深處的“暗雷”。

他在國民黨大將胡宗南的眼皮子底下潛伏了整整十二年，最后親手把胡宗南的王牌軍送進了人民軍隊的包圍圈。

這對父女，雖然隔著幾十年的時光長河，實際上卻是在同一條戰(zhàn)壕里拼命。

當年，父親是在刀刃上跳舞，拼死把情報送出去，為的是保住延安，保住中國革命的命根子。

如今，女兒是在輿論的泥潭里沖殺，拼命把被涂黑的歷史搶回來，為的是守住中華民族的精氣神。

一個早就該頤養(yǎng)天年的老人，為什么要對現(xiàn)在的媒體同行發(fā)這么大的飆？

原因很簡單，她看透了一場局：現(xiàn)在的輿論場上，有人正在神不知鬼不覺地搞“換地基”的把戲。

這筆糊涂賬，得找兩撥人來算。

頭一撥人，就是被熊蕾點名痛罵的“流量販子”和“西方應(yīng)聲蟲”。

在這些人的算盤珠子里，歷史根本不需要敬畏，只需要能換成錢就行。

自從市場的大門打開，媒體圈的風氣就變味了。

過去講究的是“鐵肩擔道義”，現(xiàn)在信奉的是“眼球就是金條”。

咋樣才能騙來眼球？

老老實實講故事沒人看，必須得搞“反轉(zhuǎn)”，搞“顛覆”。

于是，一個個聳人聽聞的標題成了收割流量的鐮刀。

咱們拿抗美援朝舉個例子。

1950年那會兒，新中國剛掛牌，家底窮得叮當響。

美國人糾集了聯(lián)合國軍，把炮彈都打到鴨綠江邊上了。

毛主席當場拍板：這仗，必須打。

當時有多難？

咱們的裝備跟人家差了一個時代，后勤全靠肩膀扛、馬匹馱。

結(jié)果咋樣？

志愿軍硬生生把那個不可一世的頭號強國，從鴨綠江邊踹回了三八線。

這哪里只是一場勝仗，這分明是中國人在國際舞臺上挺直腰桿的“資格證”。

最后得出的結(jié)論居然是：這仗打錯了，死的人太多，是上面腦子一熱，是意氣用事。

這種論調(diào)特別有市場，因為它正好迎合了某種“假惺惺的人道主義”，聽著好像特別有“獨立見解”。

再說說抗日戰(zhàn)爭。

誰都清楚，國民黨在正面戰(zhàn)場扛得慘烈，共產(chǎn)黨在敵后戰(zhàn)場拖得辛苦。

要是沒有敵后游擊戰(zhàn)把日本幾十萬大軍死死拖在大山溝里，正面戰(zhàn)場早就崩盤了。

但這幫人怎么寫？

他們搞“歷史虛無主義”，變著法地貶低中共游擊戰(zhàn)，恨不得把抗戰(zhàn)的功勞簿全寫上國民黨的名字。

甚至連陳嘉庚這樣的愛國華僑也被選擇性無視。

1940年陳老先生去延安，看到那里雖然窮得掉渣，但軍民一條心，每個人眼里都冒著光。

老先生回去就撂下一句話：中國的希望在延安。

這些都是白紙黑字的檔案，是鐵打的事實。

但在流量邏輯和西方那套價值觀的滲透下，事實算個屁。

重要的是要符合人家設(shè)定好的“普世價值”劇本。

美國人玩輿論戰(zhàn)那是祖師爺級別的。

從冷戰(zhàn)那會兒起，他們就擅長用媒體搞滲透：把你的英雄描繪成流氓，把你的領(lǐng)袖刻畫成暴君，把你的奮斗史寫成一出荒唐戲。

當國內(nèi)某些媒體拿了資本的好處，或者腦子里被灌滿了西方的漿糊，開始跟著瞎起哄時，這就不再是簡單的觀點打架了。

這是在刨祖墳。

第二撥人，是像熊蕾和她父親熊向暉這樣的硬骨頭。

他們心里的算盤，打的是另一種賬。

熊蕾從小是聽著驚心動魄的故事長大的。

父親熊向暉1936年考進清華大學，那是妥妥的天之驕子。

可他放著舒坦日子不過，加入了黨組織，1937年被周恩來派到胡宗南身邊當臥底。

胡宗南是誰？

那是手握幾十萬重兵的“西北王”。

熊向暉在那龍?zhí)痘⒀ㄒ淮褪鞘畮啄辍?/strong>

這期間，只要說錯一個字，表情稍微不對勁，立馬就是掉腦袋的大事。

1947年，胡宗南在那邊緊鑼密鼓地準備偷襲延安，自以為神不知鬼不覺。

誰知道命令還沒下發(fā)到團部，情報早就擺在了毛主席的辦公桌上。

中共中央從容轉(zhuǎn)移，胡宗南撲了個空，連根毛都沒撈著。

事后胡宗南氣得直跳腳，但那種被戲耍的挫敗感，估計只有他自己心里最清楚。

熊向暉圖個啥？

圖榮華富貴？

他在國民黨那邊早就有了。

圖名垂青史？

干情報這一行，注定是無名英雄，甚至還要背著“叛徒”的黑鍋。

他常跟兒女們念叨：鬧革命不是為了自己，是為了讓這個民族能站著說話。

這就是他們那一代人的“賬本”。

受父親的影響，熊蕾進了新華社。

她的任務(wù)是向全世界講講中國的事兒。

她太明白輿論這把刀有多快了。

一篇報道，如果是真的，能讓世界讀懂中國；如果是歪的，能讓好幾代人看不起自己的老家。

當她看到網(wǎng)上到處是“毛主席餓死幾千萬人”這種沒憑沒據(jù)的瞎話，看到有人把新中國前三十年的流血流汗說成是毫無意義的“瞎折騰”時，她感到的不光是火冒三丈，更是一種從骨子里透出來的后怕。

這種后怕在于：要是歷史真的被篡改了，這個民族的魂兒也就散架了。

大家琢磨琢磨，要是咱們的下一代翻開課本或者刷著手機，看到的全是：中國抗戰(zhàn)贏了純屬撞大運，抗美援朝是沒事找抽，前輩們勒緊褲腰帶搞建設(shè)是腦子進水。

那這幫孩子會怎么想？

他們會覺得這個國家不值得愛，這個民族膝蓋是軟的。

這才是最要命的。

在2019年的那場研討會上，熊蕾其實戳破了一個特別尷尬的窗戶紙：

咱們口袋里的錢多了，可對歷史的自信心卻在往下掉。

有些媒體機構(gòu)，甚至包括一些主流大媒，遇到復雜的輿論環(huán)境，屁股坐不穩(wěn)。

要么是為了賺快錢，搞“標題黨”，怎么嚇人怎么寫；要么是骨子里自卑，覺得西方說的就是真理，別人指著鼻子罵我們，我們非但不敢還嘴，還跟著一起罵自己。

熊蕾說，這叫“揮刀自宮”。

她舉了個活生生的例子：美國搞“顏色革命”那套路，最先下手的就是歷史課本和媒體。

蘇聯(lián)垮臺前，輿論場上全是抹黑蘇共、抹黑斯大林的段子，真假難辨，最后老百姓信以為真，覺得這個黨一無是處，等到國家解體的時候，連個站出來說話的人都沒有。

這哪里是學術(shù)討論，這分明是你死我活的輿論廝殺。

熊蕾在新華社干了一輩子，她心里有桿秤，知道底線在哪兒。

媒體人也是凡人，要吃飯，要養(yǎng)家，這沒毛病。

但媒體這個行當特殊，手里握著的是話筒，是筆桿子，是能塑造老百姓腦子里認知的工具。

如果不去核實真假，拿著拼湊出來的謠言當新聞發(fā)；如果為了迎合某些人的口味，故意把事實剪得七零八落，這就不僅僅是失職，這是在作惡。

她撂下一句話：“歷史的真相，不是靠點贊數(shù)說了算的。”

這話聽著冷冰冰，但硬邦邦。

那次研討會散場后，輿論場上起了一陣波瀾。

有人給熊蕾豎大拇指，說她敢講真話，扯下了皇帝的新裝；也有人說她太偏激，是個“老左派”，不懂現(xiàn)在的多元化。

熊蕾沒去打嘴仗。

其實，她是不是“紅色后代”并不重要。

要緊的是，她拋出的那個問題，直到今天還懸在咱們每個人頭頂上。

在這個信息大爆炸的年代，咱們到底該信什么樣的歷史？

手機屏幕一劃拉，幾千條信息涌進來，真的假的攪成一鍋粥。

如果你肚子里沒點歷史常識，腦子里沒點邏輯判斷，分分鐘就被帶到溝里去了。

歷史離咱們一點都不遠。

熊向暉當年冒著掉腦袋的風險送情報，是為了保住真相的火種；熊蕾現(xiàn)在拍案而起，是為了不讓這火種被別人的口水澆滅。

這父女倆，其實都在死守同一條底線。

回過頭來看，那些企圖篡改歷史的人，也許能騙到一時的流量，也許能博得某些勢力的喝彩。

但他們忘了一個最基本的道理：

歷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它是一塊硬石頭。

你可以把石頭扔進水里，甚至可以把石頭埋進土里，但石頭永遠是石頭。

只要還有人記得，只要還有人像熊蕾這樣站出來質(zhì)問，那些謊言就永遠成不了真理。

至于咱們普通老百姓，在刷到那些驚世駭俗的“歷史大揭秘”時，不妨多問一嘴：

這背后的賬，到底是替哪家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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