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達沃斯論壇看那些衣著考究、談吐溫和的歐洲政客時，我不禁想起威爾斯的《時間機器》。小說里，人類未來分化為兩個物種：生活在地表、柔弱美麗、衣食無憂卻毫無防御能力的伊洛伊人，和躲在地下、粗野兇殘、夜里出來捕食前者的莫洛克人。這不是科幻奇觀，而是一則關于文明退化的寓言。長期安逸，讓文明失去了警覺，讓社會失去了底線。今天的歐洲，正逐漸變成伊洛伊人式的世界：軍力空心化、邊界感消失，把戰(zhàn)爭當歷史，把道德當護身符，卻不愿承擔力量成本。它自信于道德高度，卻疏于自我防衛(wèi)，任由文化和人口結構悄然變化。媒體報道顯示，在英國的許多城市，新生兒取名“默罕默德”的數(shù)量已經(jīng)明顯超過本地嬰兒，這不僅是人口統(tǒng)計數(shù)據(jù)，更是一種文明置換的警示：安逸的歐洲正在被穆斯林人口增長和文化影響逐步替代。

歐洲的公共討論幾乎總圍繞道德姿態(tài)、輿論高地和符號化的價值表態(tài)，它習慣于譴責而不是威懾，習慣于同情而非邊界，習慣于表態(tài)而非行動。這不是文明進步，而是一種危險的自我閹割。歷史不斷提醒我們：惡人從來不會因為你的善良而收手。沒有力量約束的道德只是自我感動，不是秩序。文明真正的底層邏輯很殘酷：沒有仁心，世界回到叢林；沒有寶刀，文明變成獵物。早在一個多世紀前就有人把這件事說得極其直白——文明其精神，野蠻其體魄。這不是對野蠻的贊美，而是對文明能否自保的清醒判斷。

俄烏戰(zhàn)爭再次暴露了歐洲整體的軟弱和無力。面對俄羅斯的軍事壓力，歐洲國家表現(xiàn)出的是整體遲緩、分裂、一盤散沙：武器援助緩慢、協(xié)調(diào)遲鈍、戰(zhàn)略遲緩、邊界感消失，各國更多考慮國內(nèi)輿論而非現(xiàn)實威懾。正如烏克蘭總統(tǒng)澤連斯基在達沃斯論壇上嚴厲指出的，歐洲在應對俄羅斯侵略時反應遲緩、內(nèi)部割裂、行動乏力，“歐洲看起來迷失了”，“仍未展現(xiàn)出作為一個真正全球力量應有的決斷力和團結精神”。他批評歐洲像“一支支離破碎的中小國家萬花筒”，陷入被動等待他國行動的“格陵蘭模式”，而不是獨立承擔防衛(wèi)責任。澤連斯基還強調(diào)，一年前他在同一論壇上說過“歐洲需要知道如何自我防衛(wèi)”，一年過去了，情況卻沒有改變，歐洲依舊在戰(zhàn)略上軟弱，被動依賴外部力量，而非成為真正的全球性力量

而能源自毀則將歐洲的弱點徹底暴露。德國自我摧毀核電，強制依賴可再生能源和進口天然氣，把戰(zhàn)略主動權拱手交給俄羅斯，這一政策讓德國乃至整個歐盟在能源和經(jīng)濟上被深度制約。所謂嚴格環(huán)保法條，變成了自我枷鎖——表面高尚，實則讓國家安全和民生完全受制于外力。歐洲的軟弱不僅是軍力空心化，更是自我戰(zhàn)略毀滅，它把自己變成了全球力量博弈中的透明獵物。

《時間機器》中最諷刺的一點是，伊洛伊人并非被外敵征服，而是先在安逸中退化，才有被莫洛克人捕食的命運?，F(xiàn)實世界也一樣：文明的悲劇從來不是外來蠻族入侵，而是自我麻痹、失去警覺和邊界。今天的世界不缺“莫洛克人”，只是他們換了形態(tài)和方式——在城市街道、社會結構和人口變化中，他們的存在已經(jīng)不可忽視。如果一個文明只剩下姿態(tài)、只講仁慈而不握刀，它遲早會發(fā)現(xiàn)：講道德的時候沒人聽，需要拔刀的時候手里已經(jīng)空了。文明必須同時握著兩樣東西：仁心和寶刀，缺一不可，否則最終只能成為別人的獵物。

從文化到人口，從軍力到能源，從精神到政策，歐洲正在面臨的不是單一問題，而是一種系統(tǒng)性崩解。弱化并非偶然，而是結構性結果：安逸帶來的退化、戰(zhàn)略自毀、力量缺失和文明置換。悲哀的是，這種退化不可逆——當安逸成為習慣，道德成為裝飾，文明慢慢退化，直至成為別人眼中的獵物和餐桌上的食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