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開頭那幾天，中南海出了樁讓人摸不著頭腦的事兒。

高層正開著會，毛主席冷不丁打住話頭，也沒個鋪墊，直接發(fā)問：“譚政人呢？

在哪兒？”

這一嗓子出來，滿屋子人全傻了眼，靜得連根針掉地上都能聽見。

咋都這反應(yīng)？

沒別的，這名字在當(dāng)時的圈子里，是個“忌諱”，整整八年沒人提過。

大伙兒心里明白，譚政這倆字，既熟悉又陌生。

熟悉，是因為他那是響當(dāng)當(dāng)?shù)拈_國大將、以前管全軍政治工作的“大管家”；陌生，是因為打從1966年冬進(jìn)去了，他就跟石頭沉大海似的，死活都不曉得。

這時候誰敢亂搭茬？

弄不好就要擔(dān)政治責(zé)任。

可主席這一問，意思再明白不過：甭管他頭上頂著啥帽子，我想見這人。

就這一句話，底下人立馬動起來了。

翻箱倒柜查檔案，人還活著，就在山西蹲大獄呢。

上頭的命令緊跟著就下來了：立馬放人。

旁人看這是譚政命大，或者是老戰(zhàn)友念舊情。

可你要把日歷往前翻，就會發(fā)現(xiàn)這哪是運氣，分明是一筆攢了幾十年的“老賬”該結(jié)了。

譚政到底干了啥，能讓主席在那種節(jié)骨眼上，還惦記著他？

這事兒得從1944年說起。

那會兒，譚政干了件要把心血熬干的大事。

任務(wù)倒是簡單：寫個軍隊政治工作的總結(jié)。

那時抗戰(zhàn)正僵持著，隊伍里頭其實有爭論，到底是只管打仗，還是思想也得抓？

換個普通人，大概齊擺點數(shù)據(jù)，喊兩句口號，這差事也就交了。

譚政偏不。

他把自己鎖窯洞里，沒日沒夜地磨。

警衛(wèi)員送飯進(jìn)去，好幾回瞅見他握著筆趴桌上就睡過去了，醒過來抹把臉接著寫。

寫廢的稿紙，那一筐筐往外抬。

他心里有本大賬。

那時候咱的隊伍，槍炮比不過日本人，吃穿比不過國民黨。

拿啥贏？

譚政在報告里把“底牌”亮出來了：人是第一位的。

這話聽著像大道理，可在戰(zhàn)場上，這是保命的法子。

既然家伙事兒不如人家，那就得讓拿槍的人，變成最硬骨頭、最機(jī)靈、最不怕死的兵。

搞政治工作不是光動嘴皮子，是把“人的本事”榨到極限。

報告遞上去，主席看了樂得不行，批了一句名言：“譚政者，談?wù)?。?/strong>

這五個字，把譚政的位置釘死了。

他成了這行當(dāng)?shù)恼信啤?/p>

他這一套理論，實打?qū)嵔鉀Q了中國軍隊怎么“以弱勝強(qiáng)”的根本問題。

可偏偏這套道理，后來碰上了硬茬。

1959年，形勢變了。

軍委擴(kuò)大會上，譚政照舊講他的政治工作，還是老一套：抓思想，抓人。

這回，有人要把桌子掀了。

反對的主要是林彪那邊的人。

理由直截了當(dāng)：當(dāng)兵就是打仗的，整天搞政治，會不會耽誤練兵？

能不能指揮打仗？

這說白了，是兩種“帶兵路子”打架。

那邊覺得，現(xiàn)代打仗靠的是坦克大炮技術(shù)流，政治工作是打下手的；譚政死活不松口：不管裝備多牛，開槍的總是人，不搞清楚“為誰賣命”，槍再好也是燒火棍。

這本來是個學(xué)術(shù)探討，可在那個年頭，瞬間變成了路線站隊。

大帽子直接扣下來：“反黨宗派”、“沖擊軍事”。

譚政一下子被打蒙了。

講了大半輩子的真理，咋成罪過了？

可他骨頭硬。

面對那些指指點點，他沒像別人那樣趕緊寫檢討、轉(zhuǎn)風(fēng)向、劃界限。

他就是軸。

這種軸，不是不懂變通，是他心里那筆賬算得太明白：要是軍隊沒了“魂”，成了只知道殺人的機(jī)器，那跟舊軍閥有啥兩樣？

遺憾的是，1960年那會兒，沒人聽得進(jìn)理智話。

譚政被撤了職，等到1966年，直接進(jìn)了班房。

這一蹲，就是整整八年。

這八年，是譚政日子最難熬的時候，也最能看出一個人的成色。

號子里發(fā)生過這么個事兒。

看守讓他寫材料交代問題，最后得簽字。

按規(guī)矩，成了“階下囚”，哪還有什么頭銜，連名字都不一定保得住。

可譚政提筆，一筆一劃寫下幾個字：“原總政治部主任”。

估計看守看了都想笑：都混成這慘樣了，還擺什么架子？

但在譚政心里，這可不是個虛名。

這是他在亮明身份。

他在告訴審訊的人：我這職務(wù)，是黨中央給的，是歷史定的。

你能關(guān)我的人，但你抹不掉我給黨干活的事實。

只要我沒干壞事，我就配署這個名。

后來轉(zhuǎn)到山西侯馬的大牢，那條件更沒法提。

歲數(shù)大了，吃不飽，加上白內(nèi)障，眼睛基本就是個擺設(shè)。

逼他寫材料，他就忍著疼，瞇縫著眼，跟螞蟻爬似的往紙上寫。

為啥這么死心眼？

因為他信一條：歷史是講道理的。

只要自己沒變節(jié)，只要那套“人是第一”的理沒錯，這筆賬早晚得翻過來。

他在等一個機(jī)會。

這個機(jī)會，就是1975年主席那句問話。

好多人覺得主席是想一出是一出，其實不然。

到了1975年，天色微變。

林彪集團(tuán)倒臺了，軍隊得回正道上。

這時候，自然就想起了當(dāng)年那個最懂“怎么搞政治”的人。

主席問“譚政去哪了”，其實是在問：“咱部隊的好傳統(tǒng)去哪了？”

這是一種政治上的“撥亂反正”。

工作人員在山西大牢找到譚政時，老頭兒已經(jīng)69歲了。

八年折磨，滿頭白發(fā)，背駝得厲害，眼睛更是壞得差不多了。

可他邁出大門的時候，腰桿子還是挺的。

出來后，官復(fù)原職。

按說受了天大的委屈，身子骨又垮了，該養(yǎng)養(yǎng)魚、遛遛鳥，享幾天清福。

要不，按有些人的脾氣，這時候該去找當(dāng)年的冤家算算賬，撒撒氣。

譚政偏選了第三條道。

他開始玩命干活。

眼睛看不見，就讓秘書念給他聽；手哆嗦寫不了，就嘴說讓秘書記。

他把年輕干部叫來，一聊就是大半天。

翻來覆去講的，還是那句老話：“人的因素永遠(yuǎn)是決定性的。”

他是想把這八年耽誤的課，全補(bǔ)回來。

晚年的譚政，老想起井岡山的日子。

1928年，他才22歲，給主席當(dāng)秘書。

那會兒窮啊，紅軍路過老鄉(xiāng)家，借一粒米都得寫欠條。

當(dāng)時好多人不明白，打仗命都快沒了，還講究這個？

譚政那時候就立了規(guī)矩：欠條必須打。

這關(guān)乎紅軍的臉面。

你看，從22歲在井岡山立規(guī)矩，到69歲出獄抓建設(shè)，譚政這輩子，其實就干了一件事：

不管是借糧寫條子，還是寫報告談?wù)?，哪怕是在大牢里堅持署名，他都在護(hù)著這支隊伍的“魂”和“規(guī)矩”。

他心里明鏡似的：槍炮能造、能買，但這支隊伍要是沒了魂，那就真完了。

這也是為啥主席在關(guān)鍵時刻能想起他。

因為在那個亂糟糟的年代，譚政代表的是一種定心丸，一種經(jīng)過戰(zhàn)火考驗的、關(guān)于“人”的硬道理。

這種真理，哪怕關(guān)在監(jiān)獄里八年，也鎖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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