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時間撥回1910年，巴黎的夜晚總是透著一股子曖昧。

在一座有些年頭的豪華宮殿里，名為歡迎大清代表團的晚宴正熱鬧著。

頭頂的水晶燈晃得人眼暈，墻上全是值錢的油畫，法國這邊的頭面人物端著酒杯到處寒暄。

變故發(fā)生在燈光切換的那一瞬間。

節(jié)奏感極強的音樂猛地炸響，一幫舞者沖上了臺。

剛開始動作還算規(guī)矩，可隨著鼓點越來越密，臺上這幫人的膽子也越來越大，身上的布料倒是越來越少——誰也沒想到，這竟是一出脫衣舞。

擱在當年的巴黎，這可能被叫作先鋒藝術或者余興節(jié)目，可對于那幫留著辮子的清朝官員來說，這簡直就是把一顆精神炸彈扔到了飯桌上。

場面一下子變得極有意思：

絕大部分中國代表團的成員，幾乎是本能地把腦袋垂到了胸口。

有的實在沒地方躲，索性掏出手帕，要么就扯起袖子把臉蓋得嚴嚴實實。

在他們從小背誦的儒家經典里，這叫“非禮勿視”。

仿佛只要往臺上瞟一眼，自己的人格就臟了，就對不起讀過的圣賢書。

偏偏有這么個例外。

這人沒躲，也沒擋臉。

這人名叫許世英。

這反常的一幕，被旁邊盯著場子的法國記者給瞅準了。

這記者是個唯恐天下不亂的主兒，專門愛找茬。

他瞅瞅那一排恨不得鉆地縫的中國官員，再看看淡定得像尊佛的許世英，心里明白：大新聞來了。

他硬是從人堆里擠過去，把話筒懟到許世英跟前，嘴上客氣，話里全是坑：“許先生，對于今晚這種特殊的表演，您怎么看？”

這一問，簡直就是要把人往絕路上逼。

咱們來盤盤當時許世英面臨的死局。

擺在他面前的其實就三條道，可惜條條都像是通往懸崖：

頭一條道：跟同僚們一樣，擺出一副又羞又惱的樣子。

壞處是：把東道主得罪死了。

人家好心好意請你看“法式風情”，你板著個臉裝圣人，這就叫給臉不要臉。

在外交這種場合，這種尷尬能要了親命。

第二條道：豎起大拇指，夸這舞跳得帶勁。

壞處是：回國就得卷鋪蓋走人。

那時候大清雖說快咽氣了，但那幫老頑固勢力還大著呢。

堂堂朝廷命官在洋人地界盯著裸女叫好，這頂“傷風敗俗”的大帽子扣下來，仕途算是徹底涼了。

第三條道：裝傻充愣，打太極拳。

壞處是：等著被西方報紙群嘲。

記者肯定會寫“東方官員面對現代藝術嚇傻了”，順手再給“中國愚昧落后”的刻板印象添把柴。

換成一般的官員，這時候大概率會支吾半天，或者紅著臉借故尿遁。

可許世英不是一般人。

他在開口之前，腦子里轉的根本不是什么“禮義廉恥”，而是這十幾年來在官場摸爬滾打練出來的頂級直覺。

要想聽懂他后面那句神回復，得先翻翻他的老底。

許世英二十四歲就進了刑部。

刑部那是啥地方？

那是全天下最陰暗、最復雜、血腥味最濃的衙門。

他在刑部干的活兒，就是審理重案。

不光得啃卷宗，還得去現場，看尸首，直面人性里最爛的一面。

在這種高壓鍋里待久了，神經早就練得跟鋼絲一樣硬。

后來清廷搞新政，弄了個巡警部，他又被調去管治安。

那會兒的巡警部，對付的是越來越精的大城市犯罪。

扒手、搶匪、地痞流氓，許世英天天跟這些下九流打交道。

在巡警部，他不光得抓賊，還得當教官，教新警察怎么按規(guī)矩辦事，怎么預判壞人的下一步。

他經手過無數讓人頭大的突發(fā)狀況，練就了一身本事：越亂越冷靜，迅速把情緒撇干凈，只盯著事實看。

對于一個見慣了殺人越貨、在社會最底層泥潭里滾過的司法官來說，幾具沒穿衣服的肉體算個屁？

在他看來，這玩意兒既不是洪水猛獸，也不算啥高雅藝術，它就是一個現象，一個擺在眼前的客觀事實。

再說，這次他來歐洲，那是帶著正經差事來的。

1910年，他掛著中國代表團副代表的頭銜，專門出來考察“萬國監(jiān)獄暨司法制度”。

就在到巴黎前不久，他在美國華盛頓剛參加完國際大會。

在那會上，全世界的法律大拿、監(jiān)獄改革專家湊一塊，聊的是怎么把犯人改造成人，怎么講人道。

許世英在會上沒少發(fā)言。

他用英語（那會兒配了同聲傳譯）講了大清怎么搞監(jiān)獄改革，怎么把嚴刑拷打變成教手藝。

他不光說，還豎著耳朵聽。

英國人聊怎么給犯人分類，美國人聊怎么搞心理疏導，他全都記在了腦子里。

散了會，他又帶著隊伍把歐洲跑了個遍。

在倫敦，他鉆法院、下監(jiān)牢，看人家怎么審案子；

在柏林，他去法學院蹭課，看德國人怎么教法律；

在羅馬，他跟法官掰扯民事糾紛該咋判。

這一圈跑下來，足足十個月。

這種巨大的跨度，反倒讓他有了一種上帝視角。

他來這兒，是來“睜眼看世界”的。

要是連個跳舞都不敢正眼瞧，還得捂著臉裝純，那還考察個屁的司法、改個鬼的制度？

所以，當那個法國記者帶著一臉壞笑把話筒遞過來的時候，許世英心里的算盤早就打好了。

不能急眼，不能硬夸，更不能躲。

他得找個法子，既能保住大清官員的體面，又能給法國主人留足面子，順帶手還得秀一把自己的智商。

于是，他拋出了那個后來被人傳頌了很久的答案。

他先是笑瞇瞇地沖主辦方道了謝，這是外交禮節(jié)，一點不少。

緊接著，他盯著那個記者，用一種輕松調侃，甚至帶點兒學術探討的口氣說道：

“這表演嘛，不光是藝術，我看搞不好還能‘促進人口增長’呢。”

話音剛落，剛才還死一般寂靜的場子瞬間炸了。

法國賓客們先是一愣，緊接著爆發(fā)出一陣心領神會的哄笑。

這句話簡直絕了。

頭一個，它承認了表演的“功能性”——確實刺激，確實性感，確實能讓人有點想法。

這比假模假式地扯什么“藝術”要實在得多，法國人就吃這種法式的直爽。

再一個，它把這種“低俗”的生理沖動，一下拔高到了“人口增長”這個挺嚴肅的社會學議題上。

這就把下三路的事兒，瞬間聊成了上三路的話題。

最要緊的是，這是幽默。

在外交場上，幽默那是最高級的防彈衣。

它把尷尬化了，把敵意消了。

那幫原本等著看笑話的洋人，突然發(fā)現這位來自東方的官員并不是他們腦補的那種死板、僵化、只會磕頭的滿清老古董。

他懂人性，懂生活，甚至還懂點法式的調情和俏皮話。

那個提問的記者也服氣了。

他原本想炮制一篇《清朝官員面對裸體嚇尿了》，最后卻寫了一篇猛夸許世英風度和腦子的報道。

歐洲人開始重新打量這群留辮子的中國人——原來他們中間，也有這么通透、這么自信的人物。

如今回過頭看，許世英在那個晚上的表現，其實就是一道分水嶺。

那些捂著臉不敢看的官員，代表的是舊日子的慣性。

他們怕不一樣的東西，碰到沖擊的第一反應就是當縮頭烏龜。

而許世英代表的，是一種剛冒頭的新派官員氣質。

他不怕看。

因為他心里有底。

他在刑部見過人心有多黑，在巡警部管過世間有多亂，在歐美見識過制度有多新。

他的自信不是裝出來的，而是建立在對這個世界深刻了解的基礎上。

真正的自信，從來不是靠“捂眼睛”來維持那點可憐的純潔，而是敢盯著一切看，然后用腦子去拆解它，甚至拿它開涮。

1910年的那個巴黎之夜，許世英用一句玩笑話，給那個搖搖欲墜的舊帝國，搶回了最后一點現代化的臉面。

這筆賬，他算得比誰都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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