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央視一套黃金檔正在播一部大劇，叫《太平年》。您可能也瞄到過幾眼，場面挺大，講的是一千多年前，五代十國那會兒，吳越國的國王錢弘俶，為了天下太平，不跟北宋打仗，主動“納土歸宋”的事。這劇名字起得妙，“太平”兩個字，擱在那個年頭，是老百姓做夢都想的事兒。劇里頭講的，是那個亂世里難得的一抹亮色，一種“舍一家一姓之榮，保千萬生靈之安”的大抉擇。

可咱今天要聊的，不是這劇里的光明主調(diào)。恰恰相反，咱要鉆到那亂世最黑、最臟的角落里去瞧瞧。因為《太平年》越是想給咱們看“太平”有多可貴，咱就越得明白，它要終結(jié)的那個“不太平”，到底是個什么地獄景象。那短短幾十年，號稱“地獄副本”，皇帝換得跟走馬燈似的。當秩序徹底崩塌，人性沒了約束，會滋生出什么樣的怪物呢？電視劇的鏡頭或許會有所取舍，但史書的筆，可是冷冰冰地全記下來了。

在五代十國那個大染缸里，吳越國錢王的選擇是異數(shù)，是清流。而更多的，是像后晉的彰義軍節(jié)度使張彥澤這樣的人。如果說《太平年》里描繪的，是亂世中一盞指向文明的微光，那這張彥澤，就是黑暗本身。他不是一個臉譜化的“壞蛋”，而是那個失序時代催生出的一個標本，集合了軍閥的驕橫、武夫的殘忍、投機者的卑劣，以及得勢小人的猖狂。他的故事，能讓我們明白，為什么“太平”二字，在那個時代值得用王位和國土去換；也能讓我們看清，沒有制度與道德約束的權(quán)力，能把人異化到何種地步。

這張彥澤是個行伍出身，在五代那種環(huán)境里，靠刀把子一步步爬到了彰義軍節(jié)度使的位置，算是一方諸侯。五代那會兒，道德禮法早就崩得沒邊兒了，拳頭大就是道理。但即便是在這么個爛泥塘里，張彥澤也能算是爛出了風(fēng)格，爛出了水平。他的殘暴，不是打仗時殺紅了眼的那種，而是一種冷冰冰的、帶著戲謔和享受的惡毒，尤其愛對自己身邊人下手。

最能說明問題的，是他對掌書記張式干的那檔子事。掌書記，差不多就是今天的機要秘書，是最親信的人。張彥澤不知怎么的，跟自己親兒子鬧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竟然要寫奏章給朝廷，請皇帝批準他殺了自己的兒子。張式是個讀書人，還有點兒良知，覺得這奏章實在沒法寫，也勸他虎毒不食子。就這么著，把張彥澤給得罪了。您猜這位張節(jié)度使怎么著？他二話不說，當場拿起弓就射張式，真是一點情面不留。張式命大，跑掉了?？蓮垙刹灰啦火?，派人去追，還下了死命令：“他要是不肯回來，就把他的腦袋帶回來見我！”

后來這事兒鬧得挺大，朝廷都知道了，下令把張式流放到商州?？蓮垙刹桓?，派人到京城死纏爛打地要人，甚至威脅說：“我要不到張式，恐怕要出大事！”當時的后晉高祖石敬瑭也惹不起這軍閥，沒辦法，只能把人交給他。這張式一旦落到他手里，那結(jié)局，史書上就用了九個字，我每次讀到都覺得血腥氣撲面而來：“剖心、決口、斷手足而斬之?！?/p>

您細細品品這順序：先剖開胸膛把心挖出來，再把嘴割開（可能是讓他喊不出聲，也可能是一種羞辱），然后砍斷手腳，最后才給個斬首。這不是簡單的殺人，這是一場有條不紊、充滿表演性質(zhì)的虐殺。他對自己的親信文官，能下這樣的手，不是一時沖動，而是心腸早就黑透了，爛穿了，以施虐為樂了。在他眼里，人不是人，跟牲口沒什么區(qū)別，甚至還不如牲口。

對自己人這樣，對敵人、對平民，那就更是變本加厲了。后來后晉和契丹鬧翻了，契丹大軍南下。張彥澤一看形勢不對，立刻投降了，而且投降得特別積極，成了遼太宗耶律德光攻打后晉都城汴梁的急先鋒。他帶著兩千騎兵，一路狂奔回到自己國家的首都，去抓自己的皇帝。什么叫“鷹犬”？這就是了。

他攻進汴梁城后，那景象，真叫一個慘。他縱容手下的士兵大肆搶掠，整整兩天，兵也搶，城里趁機作亂的流氓地痞也跟著搶，把一個好端端的都城，搶得“都城為之一空”。這四個字背后，是多少普通百姓的家破人亡，是多少積蓄了一輩子的家當瞬間被奪走。他自個兒呢？搶來的金銀財寶在家里堆成了山。這還不算，他出門的排場大得嚇人，前呼后擁幾百人。最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他還讓人打著一面特別顯眼的大旗，上面寫著四個大字：“赤心為主”。汴梁的百姓和士兵在路邊看見，沒有不恥笑的。一面是掘地三尺的搶掠，一面是標榜忠心的旗幟，這種極端的反差，把他虛偽、無恥的嘴臉勾勒得淋漓盡致。他把“無恥”這個詞，演繹成了一場公開的行為藝術(shù)。

權(quán)力和暴力最能讓人的欲望膨脹。張彥澤進了汴梁，覺得自己立了大功，更是為所欲為。他聽說后晉的出帝石重貴有個妃子，楚國夫人丁氏，三十來歲，風(fēng)韻猶存。他直接就派人闖到宮里要人。這時候的石重貴已經(jīng)是亡國之君，自身難保，連太后也攔不住。派去的兵卒兇神惡煞，連罵帶嚇，生生把這位曾經(jīng)的皇妃搶走，塞進車里送到了張彥澤的府上。這不僅僅是好色，這是對舊主尊嚴最徹底的踐踏和羞辱，是把人最后一點體面踩進泥里的惡行。

他對待同僚，同樣心狠手辣。后晉有個名相叫桑維翰，就是當年慫恿石敬瑭向契丹稱兒皇帝、割讓燕云十六州的那位。這人歷史評價復(fù)雜，但當時位高權(quán)重。張彥澤進城后，假傳圣旨把桑維翰騙了出來。桑維翰一看是他，知道兇多吉少，厲聲斥責(zé)他忘恩負義。史書寫，張彥澤被罵得“面紅耳赤，一時語塞”，憋了半天才擠出一句“識時務(wù)者為俊杰”。理是虧的，但殺心是盛的。他把桑維翰關(guān)起來，沒兩天，就派人用繩子把他勒死了，然后偽造了一個上吊自殺的現(xiàn)場，報告給耶律德光。為了什么？很大一部分原因，恐怕是看中了桑維翰當宰相多年積累的家財。殺人越貨，在他這里是一套熟練的流程。

他行事，已經(jīng)沒了任何規(guī)矩，全憑一時喜怒。有個宣徽使叫孟承誨，跟他有過節(jié)。他喝醉了酒，直接就帶人沖到孟家，把孟承誨的叔父和幾個兄弟全給殺了，尸體就那么扔在大門口。京城的人看到，沒有不渾身發(fā)抖的。他“審判”人？那根本不叫審判。手下抓了人來，他看都懶得看一眼，有時候豎起三根手指，手下就明白，這是要砍成三段；有時候只是不耐煩地瞪一眼、點個頭，人就被拉出去腰斬了。這種隨意的、如同兒戲般的生殺予奪，比任何酷刑都更讓人恐懼。因為它意味著，你的生死完全取決于他那一刻莫名的心情，沒有任何道理和公道可言。

那么，這么一個惡貫滿盈的人物，他的結(jié)局怎么樣呢？老天爺有時候似乎也講那么一點因果，或者說，在更大的政治算計面前，他這樣的惡犬，往往是最先被舍棄的棋子。

張彥澤以為幫契丹拿下了汴梁，立了不世之功，可以繼續(xù)作威作福，享受他的金山和美人。但他錯了，而且錯得離譜。在遼太宗耶律德光眼里，他只是一條用起來順手的狗，現(xiàn)在狗咬完了人，弄得天怒人怨，正好殺了吃肉，還能收買人心。耶律德光是個精明的統(tǒng)治者，他知道要統(tǒng)治中原，不能光靠恐怖，還得有點懷柔的姿態(tài)，起碼要做做樣子。張彥澤在汴梁的所作所為，民憤極大，殺了他，能立刻平息怨氣，為自己樹立一個“公正嚴明”的形象。更何況，耶律德光也早就聽說，張彥澤私吞了無數(shù)本應(yīng)屬于他的戰(zhàn)利品，這更是觸動了他的核心利益——我大老遠跑來，是讓你替我搜刮的，不是讓你中飽私囊的。

于是，耶律德光翻臉比翻書還快。他先把張彥澤和那個幫兇通事傅住兒抓起來，戴上沉重的枷鎖，拉到街上示眾。然后，他導(dǎo)演了一出公開的“民主審判”，問滿朝的文武百官和汴梁的百姓：“張彥澤有罪，該不該殺？”那場面，可想而知。百官異口同聲：“該殺！”受害的百姓更是蜂擁而至，哭訴狀紙像雪片一樣遞上來。耶律德光要的就是這個效果，他順水推舟，下令處死，還特意讓那個被張彥澤殺了全家親戚的官員高勛來監(jiān)刑，這心思，可謂刻毒。

行刑那天，成了汴梁城的一場“盛典”。之前被他害死的那些官員的子孫，披麻戴孝，拿著哭喪棒，圍著他一邊用棍子打，一邊痛哭唾罵。高勛下令，先砍斷他的手腕，把枷鎖卸下來——這或許是為了行刑方便，也或許是為了讓他多受一重苦楚。然后，劊子手剖開他的胸膛，挖出還在跳動的心臟，用來祭祀那些慘死的亡魂。然而，這還不是終點。最令人震撼、也最能體現(xiàn)那個時代民間被壓抑的狂暴怒火的一幕出現(xiàn)了：圍觀的百姓，那些可能被他搶過、被他害過的普通人，一擁而上，“爭破其腦取髓，禽其肉而食之”。他們砸開他的腦袋，取食腦髓；割下他身上的肉，當場生吃。頃刻之間，這個不可一世、殘暴無比的軍閥，就只剩下了一堆破碎的骨頭。

他的結(jié)局，和他施加給別人的酷刑，形成了一種殘酷而精準的呼應(yīng)。他喜歡給人“剖心”，自己的心就被挖了出來；他視人命如草芥，最終就被民眾像對待牲口一樣分而食之，尸骨無存。這算不算報應(yīng)？從最樸素的觀念看，是的，而且報應(yīng)得淋漓盡致。但從更深層看，這更是那個黑暗時代的必然邏輯：你釋放出的暴力，最終會以更混亂、更野蠻的形式，反噬到你自己身上。張彥澤是那個時代最極端的產(chǎn)物，他用自己的一生，把權(quán)力的驕橫、人性的淪喪演繹到了極致，最終，他也被這個由他自己參與塑造的、完全失序的黑暗叢林所吞噬。

講完張彥澤，我們再回頭看看《太平年》。是不是感覺，那“太平”二字，重若千鈞？錢弘俶面對的不是簡單的戰(zhàn)爭與和平的選擇，他面對的，是如何徹底終結(jié)張彥澤們所代表的那個世界。那個世界，法律是廢紙，道德是笑話，人命是螻蟻，欲望是唯一的圖騰。在這樣的世界里，個人的任何善良、任何才華、任何努力，都可能被突如其來的、毫無道理的暴力碾得粉碎。

張彥澤的故事，像一面擦去了所有油彩的鏡子，照出了亂世最真實的底色——那不是英雄輩出的浪漫，而是普通人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絕望。他的存在和滅亡，共同證明了一件事：沒有制度框架約束的權(quán)力，沒有基本倫理維系的社會，最終會把所有人，包括施暴者自己，都拖入野獸般的互害深淵。

所以，《太平年》里那份“納土歸宋”的勇氣，那份對和平的渴望，之所以能穿越千年打動我們，正是因為它背后，有著無數(shù)個“汴梁劫難”，有著無數(shù)個“張彥澤”作為反襯。太平不是天上掉下來的，它有時候需要極大的智慧、勇氣甚至犧牲去換取。因為它要對抗的，是深植于無序與暴力中的、那種令人戰(zhàn)栗的黑暗。

讀史讀到這種地方，心里頭往往不是痛快，而是一種沉甸甸的涼意。但這點涼意好，它能讓人清醒，讓人珍惜。當我們今天享受著秩序與和平，覺得一切理所當然的時候，不妨想想一千多年前那個被搶空的汴梁城，想想那個被百姓分食的張彥澤。就會明白，這平凡的“太平年”，來得是多么不易，又是多么值得我們?nèi)ナ刈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