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的參戰(zhàn)國中，德國是最早認真關注飛機空中隱蔽性問題的國家。在經歷了一系列失敗的嘗試之后——例如�？斯驹噲D制造一種用透明賽璐珞蒙皮的“隱形”飛機——德國人最終轉而采用迷彩涂裝的思路。不過，最早出現在德國航空兵中的，并不是“迷彩”，而是所謂的“反迷彩”。

這種做法的出現，是因為1914—1915年間由“普法爾茨”（Pfalz）公司生產的飛機，幾乎是法國“莫蘭-索爾尼耶”飛機的完全復制品。為了避免被誤認為敵機，這些“普法爾茨”飛機在保留德國常規(guī)識別標志的同時，將機身前部一直到座艙的位置全部涂成黑色，其余部分則涂成白色；不僅在機身、機翼和方向舵上繪制了鐵十字標志，甚至連水平尾翼上也加上了標識。

而戰(zhàn)爭初期，其他德國廠商生產的飛機大多仍保持材料本身的自然顏色——清漆木材、金屬，以及因涂覆航空清漆而呈現淡黃色的帆布蒙皮。

1916 年，德國首批采用防護涂裝的飛機出現在前線。不過在最初階段，這方面并沒有任何統(tǒng)一標準。和法國一樣，各家飛機制造公司都按照各自對“如何進行偽裝”的理解來給飛機上色。這也導致了 1916—1917 年間德國航空兵出現了種類繁多的迷彩樣式。

例如，當時�？耍‵okker）、哈爾伯施塔特（Halberstadt）、羅蘭（Roland）以及西門子-舒克特（Siemens-Schuckert）公司的雙翼機，常常采用由大塊棕色和綠色構成的雙色迷彩。有時還會出現三色方案，在上述兩色基礎上增加淺綠色或偏黃的米色。不過，這些顏色通常只涂在蒙布表面，而且僅限于機體上方和側面；下表面則統(tǒng)一涂成天藍色，以與天空背景相融合。

而阿爾巴特羅斯（Albatros）公司的做法則有所不同：他們通常只在機翼上表面使用上述雙色迷彩，而機身由于是木質結構，往往保持原色不涂裝。這種做法實際上幾乎抵消了迷彩的偽裝效果，尤其是在陽光照射下，未涂裝的金屬發(fā)動機罩會強烈反光，使飛機更加醒目。

與此同時，羅蘭（Roland）和哈爾伯施塔特（Halberstadt）公司的一部分飛機采用了另一種迷彩方案——所謂的“天空色”涂裝。這種涂裝是將整架飛機涂成帶有淡紫色調的淺藍色，屬于又一次“隱形飛機”的嘗試——德國人希望這種顏色能讓飛機在天空背景中“融化”。然而，正如人們所說的那樣，“嘗試失敗了”：天空的顏色會隨著時間和天氣條件的變化而產生巨大差異，這種涂裝并不能真正起到隱蔽作用。

同樣可以歸入“隱形飛機”嘗試的，還有普法爾茨（Pfalz）公司對其飛機采用的銀白色涂裝。這種顏色非常淺，接近白色。但事實證明，在黃昏或暴風雨來臨前的天空背景下，這種飛機反而顯得更加醒目。

到了 1917 年，那些并未成功“隱身”的羅蘭和普法爾茨飛機開始采用紫綠相間的迷彩涂裝；隨后阿爾巴特羅斯（Albatros）公司也采用了同樣的方案。不過，在阿爾巴特羅斯飛機上，這種由紫色和中綠色組成、邊界呈波浪狀的大塊迷彩只涂在機翼和尾翼的上表面。而在羅蘭和普法爾茨的飛機上，這種迷彩還覆蓋了機身和垂直尾翼。飛機下表面則仍然保持為淺藍色或銀色。

�？斯驹谕瑯拥� 1917 年選擇了另一條道路。它開始為自己的新型三翼機涂裝密集而狹窄的深綠色或綠褐色平行條紋，這些條紋是用平刷在未上漆或淺藍色的帆布表面上直接刷出來的。機身側面的條紋通常為垂直方向，而機翼、尾翼以及機身上部則多為斜向涂刷。在某些區(qū)域，條紋排列得較為密集，幾乎融合成一整片綠色；而在另一些地方則較為稀疏。機體下表面通常不涂裝，或涂成淺藍色。發(fā)動機整流罩、金屬蒙皮部位、支柱以及起落架輪轂一般涂成綠色。

而在 1917—1918 年之交，大多數德國飛機采用了一種后來被稱為“洛森格”（Lozenge，菱形迷彩）的涂裝方案，這可以說是德國在偽裝涂裝領域最具原創(chuàng)性的發(fā)明。這種迷彩基于一種光學效應——不同光譜顏色的相互疊加：如果快速旋轉一個涂有多種顏色扇形的圓盤，這些顏色會在視覺上融合成白色，仿佛“消失”了一樣。德國科學家據此推測，若飛機采用類似的多色涂裝，在高速飛行時就可能因顏色融合效應而不易被敵方發(fā)現。

當然，完全“隱形”并未實現，但這種涂裝在實戰(zhàn)中確實表現出了良好的偽裝效果——無論是在遠距離還是近距離觀察時都是如此。近距離看，雜色斑塊形成一種跳躍、破碎的視覺效果，使人難以聚焦；而在遠處，這些顏色則會融合成一種中性色調，與從高空俯視時的地面顏色相近，從而有效降低了飛機的可辨識度。

為此共 разработались 兩種基本類型的“洛森格”（Lozenge）迷彩，分別用于飛機的上表面（以及側面）和下表面。每一種又分為四色型和五色型。之所以同時存在四色與五色版本，大概是因為德國方面始終未能確定哪一種更為理想。

需要指出的是，“洛森格”迷彩的多色六邊形圖案并不是在飛機上手工涂刷的，而是在紡織廠階段就直接印染在飛機蒙皮用的織物上。使用這種織物蒙皮的飛機在裝配完成后便無需再進行噴漆，從而大幅節(jié)省了生產時間和人力成本。飛機蒙皮完成后，只需再涂一層航空清漆，便可直接交付部隊使用。

事實上，關于在軍用航空中采用“洛森格”蒙皮的命令早在1916年11月就已下達，但盡管這種新型迷彩具備明顯優(yōu)勢，其推廣過程卻相當緩慢。直到1918年初，德軍航空兵才基本完成向“洛森格”迷彩的全面過渡。

這種迷彩在全布面結構的飛機上效果最佳，例如�？� D.VII 戰(zhàn)斗機。而在“阿爾巴特羅斯”、“普法爾茨”和“西門子-舒克特”等機型上，迷彩織物通常只用于機翼和尾翼，木質機身則仍保持原色未涂裝，這無疑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整體的偽裝效果。

令德國設計師和科學家們十分遺憾的是——這些人曾為設計愈發(fā)精巧復雜的偽裝涂裝方案而苦心鉆研——前線作戰(zhàn)飛行員卻往往對他們的成果表現出明顯的漠視，而軍方高層也并未堅持要求飛機在整個服役期間始終保持出廠時的防護涂裝。因此，飛機一到部隊，機身上的“洛森格”迷彩往往就被部分甚至全部重新涂掉。

至于重新涂裝的原因，早在上一篇文章《一戰(zhàn)：紋章學——中央同盟國航空部隊的部隊與個人標志》中已經作過說明，這里不再贅述。

奧匈帝國

大約直到1917年之前，奧匈帝國的飛機基本不上涂裝，因此呈現出膠合板、拋光金屬以及涂漆帆布的天然顏色。后來，奧匈方面開始出現大量臨時性、即興式的迷彩方案，這些方案往往由工廠、航空修理單位，甚至直接由前線機場的人員自行設計和實施。

例如在 “奧費格（Oeffag）” 公司，當實戰(zhàn)經驗表明飛機必須進行偽裝后，便開始在許多飛機的上表面和側面（有時僅限于上表面）涂覆橄欖綠色涂料。這種涂料通常是用海綿或拍子隨意涂抹的，因此表面非常不均勻，底下的膠合板或帆布往往隱約可見。有時涂裝呈現為密集、局部相互融合的綠色斑塊；在某些情況下，還會用刷子手工點繪大量細小的淺黃色或米色斑點、螺旋狀圖案作為補充。

盡管迷彩開始被采用，但直到戰(zhàn)爭結束，前線仍然有大量奧匈飛機保持著未涂裝狀態(tài)，以材料本身的自然顏色飛行。

在 1917—1918 年之交，許多“阿維亞蒂克（Aviatik）”“勃蘭登堡（Brandenburg）”和“菲尼克斯（Ph?nix）”飛機開始采用正式的防護涂裝。這類涂裝通常由大小不一、形狀各異的棕色和（或）橄欖綠色斑塊組成。這些斑塊有時分布得較為疏散，有時則相互融合成一整片背景——因為當時并不存在統(tǒng)一的迷彩規(guī)范，每家制造商對“該如何給飛機上色”都有自己的理解。

大約在同一時期，奧地利人也開始嘗試引入“菱形迷彩（lozenge）”——顯然是受到了德國飛機迷彩的影響。奧地利版的“菱形迷彩”與德國有所不同，它由較大、規(guī)則、對稱的六邊形組成，顏色鮮明且對比強烈。在這些圖案中，冷色調與暖色調的對角線交替排列。這種較為簡單的色塊形式不僅可以涂在帆布上，也可以通過模板應用于木質表面，從而實現整個飛機迷彩的統(tǒng)一。因此，到1918年，許多廠家的飛機都采用了這種涂裝。

到戰(zhàn)爭結束時，這種非常費工的迷彩被簡化為寬大的對角條紋，由深綠色（或深灰色）和米色（或淺灰色）組成，邊界呈階梯狀，看起來像是由幾排單色六邊形組成的。然而，有時也會畫成非直角的、波浪形的顏色分界線。最具原創(chuàng)性和觀賞性的，是將迷彩繪制成棕-黃-綠螺旋狀花紋的奧地利迷彩布。這是迷彩中首次嘗試所謂的“彩虹效應（iridescent effect）”，這種效果能干擾觀察者的視線，使目標輪廓模糊，并刺激視覺神經。

不過，螺旋與彩虹效應只有在目標快速移動且距離觀察者較近時才明顯，在幾十米開外便難以辨認，顏色會相互融合。也許正因如此，這種“螺旋”迷彩并未廣泛使用，盡管1918年部分奧地利戰(zhàn)斗機的機翼和尾翼確實覆蓋了這種布料。

保加利亞與土耳其

沒有本國航空工業(yè)的保加利亞和土耳其，類似于比利時和美國，為裝備各自的空軍主要購買外國飛機（主要是德國制造的）。因此，它們也無需自己開發(fā)迷彩——保加利亞人和土耳其人完全接受德國飛機制造商所采用的涂裝（據我們所知，保加利亞人甚至沒有更改飛機上的國家標志，依然沿用德國十字標記飛行）。

（感謝收看本頻道編譯的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