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得到了一個噩耗，翁永曦走了。

如果從1978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算起，近半個世紀過去了，那時候的主帥和大將們都已經(jīng)離去，當年沖鋒陷陣的先鋒們，也到了落葉紛紛的時節(jié)了。

老翁算得上是比較早落下來的一片。

現(xiàn)在，知道這個名字的人不多了，但是，曾經(jīng)，他很傳奇。

一個傳奇，是“改革四君子”。

“四君子”這樣的稱呼，在中國歷史上屢有出現(xiàn)，其實是一種標志性意義，有時各個版本也不完全一致，最有名的四君子恐怕是戰(zhàn)國四君子：信陵君、平原君、孟嘗君、春申君。改革中的所謂四君子也是如此，因為除了這四個人，改革的“君子”們還很多，他們只是個標志而已。

對改革四君子的描繪，著名的是一句順口溜：翁永曦的腦子、黃江南的嘴、朱嘉明的文章、王岐山的腿。順口溜當然第一要義是順口，至于內容，大致而已，撿每個人最突出的說。據(jù)我對前三個人的觀察，腦子、嘴、文章都很了得。而對于曾經(jīng)成為黨和國家領導人的王岐山，說“腿”，只是因為他在四人中，家庭背景決定了交通工具總是最先進的，早早就有了摩托車。

現(xiàn)在想來，“改革四君子”之所以在當時就成名，有這樣一些因素：例如，他們年齡相仿，都出生于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他們都集中于中央的政策研究部門；他們很齊心，按照當時的話說，是一臺“康拜因”，就是那種能一次同時完成幾種作業(yè)的組合式采收機器，也就是“聯(lián)合收割機”。

其實這種比喻不準確，他們不是收割機，而僅僅是播種機，沒到收割時節(jié)，這臺機器就沒有了。

1980年代的翁永曦

不過，這幾個人確實很有激情又有互補性。當然，這是和百廢待興的中國大勢同頻的。

現(xiàn)在，朱嘉明對“改革四君子”的說法不太贊成，他幾次對我說，不愿意聽到這個說法。我想，這也許是謙虛，認為他們只是改革者中的一分子；也許是懊惱，因為他們沒有在改革的大潮中完成自己的使命。

其實，我認識翁永曦就是在朱嘉明的家里。

嘉明和我住鄰居，有一次到他家串門，他正在和翁永曦下圍棋。聽嘉明介紹我，老翁坐在棋盤邊抬眼端詳我，說：“共識網(wǎng)是你創(chuàng)辦的？”

他的眼神里是認可。

后來，在維也納大學任教的朱嘉明組織了一次“辛亥革命百周年”的討論會，有意思的是，“四君子”中除了正在亮劍反腐的那一位，其他三人都和我同機到達。這算是和老翁加深了認識程度。候機室里我調侃他：“你以前就是假裝身體不好！”因為他顯得身體結實了許多。

轉眼十五年過去了，此情此景還在眼前。

翁永曦的成長軌跡飽含著時代的印記。

他作為“老三屆”的一員，去內蒙插隊，后來被鄉(xiāng)親推薦上了大學。和一般“工農(nóng)兵學員”不同的是，他的運氣好得出奇。

當然，好運氣落在一個平庸之輩的身上也沒有用。

翁永曦給我講過他的故事。

1979年10月，翁永曦剛被分配到《中國農(nóng)民報》當記者。有一天，他奉命將一篇社論的清樣送到國家農(nóng)委，請時任農(nóng)委副主任的杜潤生審稿。翁永曦騎車來到農(nóng)委，走進杜潤生的辦公室。正在看文件的杜潤生抬起頭來：“小伙子，我沒見過你啊?！?/p>

“我剛來報社工作?！?/p>

“哦？原來干嘛的？”

“農(nóng)村插隊，八年整、十年頭。”

杜潤生來了興趣，撂下筆，直起身子：“時間不短啊，說說，有啥體會？”

翁永曦沒思想準備，實話實說：“農(nóng)村太窮，農(nóng)民太苦，我覺得國家農(nóng)業(yè)政策應該建立在務農(nóng)有利可圖的基礎上?！?/p>

“這算一條，有第二條沒有？”

“有，我從小受到的教育就是‘萬花筒里看世界’，相信‘大河有水小河滿’。到了農(nóng)村才發(fā)現(xiàn)，無論是自然界還是經(jīng)濟界都只能是‘小河有水大河滿’。”

杜潤生沒再說啥。一個星期后，調令來了——翁永曦被調到國家農(nóng)委政策研究室工作。

后來，國家農(nóng)委撤銷，成立中央農(nóng)村政策研究室，杜潤生任主任，辦公地點在西黃城根南街9號。從此，“9號院”就成了農(nóng)研室的代稱，而公認的，“9號院的靈魂是杜潤生”。

杜潤生

翁永曦也隨著到了農(nóng)研室，剛工作不久，就是個普通干部。

有一天，杜老把他叫去說：姚依林副總理交代我說，中央準備未來10年向農(nóng)業(yè)投入1500億，你考慮考慮，拿個方案吧。

翁永曦當時就懵了。那時，他只是個科員，一個月工資才46元，那年代1500億能抵現(xiàn)在幾萬億吧。而且他上面有處長、局長，杜老就把這么重的擔子壓給了他。

翁永曦記得杜潤生常說的話是，中國的事不在于想要干什么，而在于只能干什么。向杜潤生匯報工作，翁永曦總結出“三段式”：問題、癥結、辦法。“哪怕不同意你的解決方案，杜老也會幫助分析，并提出改進的建議。他最不滿意的是那種只知道說出問題，等著領導發(fā)話的人?！?/p>

翁永曦干得不錯。

1982年的一天，翁永曦被杜潤生叫去談話。他忽然被告知，自己是農(nóng)研室的副主任了。

“杜主任，這個事可不能開玩笑?！?5歲的翁永曦被嚇著了，一名普通科員一夜升格為“副部級官員”，聽起來像天方夜譚。

翁永曦說：“我爹我媽1936年參加革命，到現(xiàn)在才是個局長，把我提到這一級，別說別人不服氣，我爹我媽都會覺得很奇怪?！?/p>

杜主任說，中央定了，你要服從組織安排。

翁永曦對我說他那時候的心情：到此時此刻為止，估計上下領導對我印象還不錯，但這個任命一公布，我就立刻成為王八蛋壞小子了，污水全會朝我潑過來。

果不其然。他的任職消息引發(fā)轟動，有人舉報他在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中寫過批判鄧小平的文章。隨后，他被高層派去改革發(fā)源地鳳陽縣兼任縣委書記。再隨后，他又成為了一般干部。

八十年代有一個很轟動的電視劇《新星》，說的是一個年輕的縣委書記，原型據(jù)說就是翁永曦。

隨著中央農(nóng)村政策研究室的撤銷，翁永曦選擇了“下海”經(jīng)商。盡管有媒體說，老翁經(jīng)商如何成功，但是我不這樣認為，我不覺得一個人做什么都行。

有一次，我在機場候機偶遇老翁，問他干什么去，他說，去蒙古國，有一個項目在那里。交談了幾句，覺得他有點心灰意冷，說起國內思想理論界的情況，他似乎知道的也有限。當時我有點唏噓，感到了英雄遲暮。

在我心中，老翁是個思想家，他的腦袋里，裝滿了奇思妙想，也有很多獨到的觀點。而且，這些觀點是老百姓聽得懂的，例如他說：

翁永曦走了！他的目標，就是——“能趁自己還有幾口氣的時候，把一些自己不明白的事情想清楚或者弄清楚?！?/p>

達到了嗎，他走的時候有遺憾嗎？我想，他一定是帶著遺憾走的，因為，把所有的事情想明白是不可能的。

這就是思想者的痛苦。

老翁，一路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