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最早那一批從美軍戰(zhàn)俘營里活著回來的人。

可好日子沒過幾天，鋪天蓋地的指責就砸向了他。

理由特別簡單粗暴：這人當了俘虜不算，還干了一件讓戰(zhàn)友們戳脊梁骨的事——他“變節(jié)”了。

不僅低頭服軟，他還接過了美軍和國民黨特務遞來的橄欖枝，甚至領了“潛伏”的任務，搖身一變，成了專門對付志愿軍的“特務”。

這事兒把一個極其尖銳的問題擺在了臺面上：當一名軍人落到了敵人手里，眼瞅著明晃晃的刺刀和裹著糖衣的炮彈，除了“死扛到底”和“叛變投敵”，到底還能不能走出第三條路？

把日歷翻回1951年的那個初夏，朝鮮半島打得正兇。

第五次戰(zhàn)役打到了第二階段，志愿軍第60軍180師在三八線以南一百多公里的位置，讓人家給包了餃子。

那會兒的情況，真叫一個懸。

后勤補給線斷得干干凈凈，戰(zhàn)士們餓得兩眼發(fā)昏，最慘的時候滿山遍野挖野菜、啃樹皮充饑。

說白了，這就是個有去無回的活兒。

美軍飛機的炸彈呼嘯著落下來，電臺當場就被炸成了廢鐵。

他沒往戰(zhàn)壕里鉆，反倒抄起槍，跟另外兩個戰(zhàn)友沖到了最前沿。

子彈橫飛，一枚炸彈就在他腳邊炸響，眼前一黑，啥也不知道了。

等他再睜眼，人已經(jīng)被關進了敵人的籠子里。

擺在他眼前的，簡直就是一道催命符。

美軍為了管住這成千上萬的戰(zhàn)俘，特意從臺灣把那幫國民黨特務給調了過來。

他是遼寧遼中出來的，1926年生人，1948年8月考進了國民黨成都陸軍軍官學校，正兒八經(jīng)的第23期通訊科高材生。

這層身份，要是擱在平時，那就是戰(zhàn)俘營里的死罪，可偏偏在這個節(jié)骨眼上，成了敵人眼里的“突破口”。

這幫人開始給他洗腦：既然都是黃埔出來的，以前各為其主那是沒辦法，現(xiàn)在都進來了，與其跟著共產(chǎn)黨受罪，不如“回歸”國民黨，吃香的喝辣的。

硬頂？

他骨頭是硬，嚴刑拷打沒讓他吐露半個字。

可敵人那點耐心早就磨光了，那可是1951年底，美軍和特務正琢磨著要把一批“死硬分子”拉出去活埋。

硬頂?shù)南聢?，無非就是坑里多具尸體，對國家、對部隊，起不到半點作用。

真降？

那是想都別想。

早在1949年成都解放那會兒，他就已經(jīng)拿定了主意。

那時候蔣介石兵敗如山倒，躲在陸軍軍官學校里，那是國民黨在大陸最后的茍延殘喘。

他眼睜睜看著國民黨內部貪污成風、勾心斗角，死到臨頭了還是一盤散沙。

那種腐敗透頂?shù)目諝?，讓他打心眼里惡心?/p>

他是真心覺得，只有共產(chǎn)黨才能救中國。

一個在1949年冒著“畢業(yè)即失業(yè)”的風險都要投奔光明的人，怎么可能在1951年走回頭路？

既然硬扛是死，真降又絕無可能，那就只剩下一條路可走：將計就計。

這可不光是膽子大就能干的事，這得拼腦子。

這下子成了敵人的眼中釘，被毒打得死去活來，還被扔去干最重的苦力活。

他開始裝出一副“被打服了”的順從樣。

敵人一看，覺得火候差不多了，就開始給他下更大的鉤子：把你訓練成間諜，再把你塞回共產(chǎn)黨那邊去。

如果不點頭，他就是案板上的肉；如果點了頭，他就能摸到敵人的核心情報，甚至能獲得行動自由。

這簡直就是一場拿命做賭注的豪賭。

賭的是自己的名聲，甚至是性命。

一旦演砸了，不僅會被敵人干掉，就算活著回去，頂著個“接受過特務訓練”的帽子，跳進黃河也洗不清。

表面上，他對美軍和特務言聽計從，老老實實接受各種針對我軍的破壞任務和情報搜集訓練。

私底下，他把敵人的訓練路數(shù)、行動計劃、組織結構全都刻在了腦子里。

更絕的是，他利用敵人對他的那點信任，在這個過程中，愣是沒吐露過半個字的真實核心機密。

反倒利用自己的專業(yè)手藝和聰明勁兒，在執(zhí)行所謂的“任務”時，反手就把敵人的重要設備基地給炸了個稀巴爛。

這手“無間道”，玩得那是相當漂亮。

他不但保全了自己，還借著敵人的手狠狠打擊了敵人。

當他最后成功甩掉美軍和國民黨的控制，跑回志愿軍這邊時，他帶回來的不光是他這條命，還有美軍戰(zhàn)俘營內部黑幕、國民黨特務活動的鐵證。

在那個特殊的年頭，大伙兒對戰(zhàn)俘都有偏見，覺得只要被抓了就是變節(jié)。

當年在成都軍校，他看透了國民黨的爛，選擇了起義，這是第一次選對了；在朝鮮戰(zhàn)場被俘后，他看透了死磕沒用，選擇了“詐降”，這是第二次關鍵抉擇。

這兩次拍板，背后的道理是一個樣：不為自己謀私利，只為國家。

真正的忠誠，不是順風順水時喊幾句口號，而是在絕境里，當所有人都覺得你要叛變的時候，你依然守住了底線，并且抽冷子給了敵人最狠的一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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