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冬月的一個寒風(fēng)天，一輛軍綠色的吉普車在云南老山前線的一處林地旁剎住了車。

車門剛推開，山里的冷風(fēng)就跟刀子似的刮進(jìn)來。

馮鞏從車上跳下來，本能地瞇起眼，警惕地打量著四周那些遮天蔽日的大樹。

那會兒他壓根不知道，就在他們這幫人腳后跟剛落地的時候，閻王爺其實剛跟他們打了個照面，又悄悄收回了手。

就在那天晚些時候，咱們這邊截獲了對面越軍的一份加急電報。

這電報里的內(nèi)容，現(xiàn)在看著挺逗：越軍那邊的偵察兵火急火燎地匯報，說中國陣地上來了幾個穿將官制服的大人物，但這還不是最嚇人的，最要命的是——“他們居然還帶了兩個日本人”。

越軍上面的頭頭腦腦湊在一起琢磨了半天，生怕惹出什么難以收場的外交麻煩，最后咬牙下了一道死命令：前線炮兵嚴(yán)禁開火，誰也不許動。

那兩個被越軍誤當(dāng)成“日本外援”的，正是馮鞏和他的搭檔。

這事兒聽著像個讓人噴飯的笑話，甚至覺得這哥們兒運氣好到了極點。

可要是把目光放長遠(yuǎn)點，你會發(fā)現(xiàn)，馮鞏跑到老山這個鬼地方，根本就不是簡簡單單的“聽從指揮”。

這是一場拿著身家性命做賭注的豪賭。

可這話放在馮鞏身上，那是他手里最后一張能翻盤的底牌。

他手里攥著的籌碼只有這一條命，而他想從老天爺手里贏回來的，是自己被死死按在那個特殊年代里動彈不得的“身份”。

憑啥說得這么嚴(yán)重？

這還得從馮鞏那個讓他既直不起腰又挺令人咋舌的姓氏說起。

馮鞏的太爺爺，那是民國時期呼風(fēng)喚雨的角色，直系軍閥的老大、代理大總統(tǒng)馮國璋。

在那個亂世，馮家那是何等的威風(fēng)。

可時針轉(zhuǎn)到馮鞏出生的1957年，這個曾經(jīng)顯赫的門庭不再是保護傘，反而成了一道看不見卻摸得著的銅墻鐵壁。

這墻有多厚？

馮鞏前半輩子用頭撞了無數(shù)回，回回都是血肉模糊。

頭一回碰壁是在他16歲那年。

那會兒馮鞏是個癡迷樣板戲和相聲的毛頭小子，雖說老爹因為成分問題被下放了，家里全靠老娘劉益素一個人硬撐，但馮鞏身上那股子藝術(shù)靈氣是怎么蓋也蓋不住的。

他在天津的一次業(yè)余演出里，被臺下坐著的一位大佛給相中了。

這人是誰？

馬季。

那時候相聲圈里頂破天的泰斗。

被這種級別的大腕看上，換作普通人家的孩子，這輩子的前程基本就鋪平了。

按常理，穿上軍裝，又有馬季保駕護航，馮鞏這起步簡直就是拿了一手王炸。

可現(xiàn)實轉(zhuǎn)手就給了他一記響亮的耳光。

可一到政審那關(guān)，辦事的人翻開檔案，瞅見“馮國璋曾孫”那一行字，筆尖一揮，直接畫了個大叉。

這種事兒不是頭一回，簡直成了家常便飯。

任憑你才華橫溢，在這個“出身論”的門檻面前，全是白搭。

馮鞏沒被這一悶棍打趴下，這時候擺在他眼前的路就兩條：

第一條，認(rèn)慫。

老老實實找個工廠當(dāng)工人，把相聲當(dāng)個樂子，安安穩(wěn)穩(wěn)過一輩子。

他母親劉益素其實心里盼著他走這條路，她是真怕兒子再走老頭子的老路，甚至好幾回攔著不讓他練琴演戲。

第二條，硬磕。

既然北京的大門對他緊閉，那就去別的地方碰碰運氣。

馮鞏這人軸，他選了第二條。

既然中央的團進(jìn)不去，那就去地方上找飯碗。

雖說這個單位給不了那個金貴的“鐵飯碗”，也就是個“臨時工”，但對于急得像熱鍋螞蟻一樣想上臺的馮鞏來說，這簡直就是救命的稻草。

他二話沒說，卷起鋪蓋卷就奔了東北。

在遼寧混的那兩年，馮鞏簡直就是個拼命三郎。

他沒日沒夜地練，瘋了似地演，就是想用讓人挑不出毛病的業(yè)務(wù)能力，去填平身份上那個大坑。

他的汗水沒白流，同事服氣，領(lǐng)導(dǎo)賞識，在團里，他是扛把子，是絕對的臺柱子。

可偏偏，那個該死的“身份陰影”就像狗皮膏藥一樣貼在他身上。

兩年過去了，每逢轉(zhuǎn)正、入編這種節(jié)骨眼上，政審的大刀就會準(zhǔn)時砍下來。

兩年都沒混進(jìn)體制內(nèi)，這其實是個極其危險的信號。

這意味著不管你在臺上多風(fēng)光，在這個圈子里，你永遠(yuǎn)是個“外人”，永遠(yuǎn)不知道明天飯碗還在不在。

這會兒，馮鞏走到了人生的第二個十字路口。

是繼續(xù)在遼寧耗著，賭那個不知猴年馬月才會松動的政策？

還是趁早止損，另謀出路？

要是選前者，怕就怕耗不起這青春。

如果再熬個五年十年還這德行，這輩子就算交代了。

要是選后者，前途更是一片黑。

離開好不容易站穩(wěn)腳跟的遼寧，回到天津，搞不好連上臺的機會都沒了。

馮鞏心里這筆賬算得門兒清：在一個看不見亮光的地方死守，那才是最大的傻瓜。

他把心一橫，辭了職，回天津進(jìn)了一家制線廠，成了一名鉗工。

可在滿是機油味的工廠里，馮鞏沒把相聲丟下。

相反，這種接地氣的日子反倒給他的段子加了料。

當(dāng)他瞅見馮鞏在那個簡陋得不像樣的舞臺上，把一幫工友逗得前仰后合時，他心里就有底了：就是這小子。

比起之前的“臨時工”，這回算是有個正經(jīng)單位了。

可在這個團里，馮鞏還是得面對那個老掉牙的難題：因為出身，好多露臉的機會輪不到他，那種舉足輕重的大場面名單上沒他。

那根扎在肉里的刺，還是時不時地疼一下。

一直熬到1985年。

這可不僅僅是去演個出，這是要把腦袋拴在褲腰帶上。

老山前線不是拍電影，那兒有真槍實彈，有地雷陣，有對面盯著你腦門的狙擊手。

去了能不能囫圇個兒回來，誰也不敢打包票。

不少演員心里犯嘀咕，都在觀望。

這也沒啥可指責(zé)的，畢竟命就一條。

可馮鞏接到通知的那一瞬間，眼皮都沒眨一下就報了名。

他心里明鏡似的，這大概是他這輩子唯一一次能徹底把“身份問題”解決掉的機會。

在那個年代，還有什么比“上過戰(zhàn)場”、“在生死線上給戰(zhàn)士演出過”更硬的護身符呢？

這就是一場把命押上的梭哈。

賭桌這頭是小命，那頭是一個演員做夢都想要的政治清白和廣闊天地。

馮鞏是抱了必死的決心的。

臨走前，他甚至把遺囑都寫好了，托付給了最好的哥們兒。

他對那哥們兒撂下的那句話，到現(xiàn)在聽著都讓人心顫：“我要是回不來，你幫我把兒子拉扯大！”

這不是矯情，這是他在為最壞的那個結(jié)局做準(zhǔn)備。

1985年12月，馮鞏到了老山。

雖說開頭那個“被當(dāng)成日本人”的小插曲讓他僥幸撿了一條命，但后面那二十多場演出，每一場都是在刀尖上跳舞。

那兒哪有什么舞臺，連個像樣的燈光都沒有，觀眾席更是不存在的。

有時候鉆在貓耳洞里，有時候就在剛撤下來的硝煙未散的陣地上。

馮鞏把渾身的解數(shù)都使出來了，用最逗樂的包袱，去撫慰那些剛剛從死人堆里爬出來的戰(zhàn)士。

他在前線掉過淚。

那是臨走的時候，看著那些滿臉稚氣、隨時可能犧牲的小戰(zhàn)士，一向要強的馮鞏沒繃住。

這眼淚里，有對戰(zhàn)士的敬重，恐怕也有對自己這段向死而生的日子的宣泄。

這一把，馮鞏賭贏了。

從老山回來后，那個困擾了他多少年的“身份魔咒”終于煙消云散。

組織上看到了他的表現(xiàn)，認(rèn)可了他的忠誠。

那個“軍閥后代”的標(biāo)簽，終于被“前線慰問團功臣”的勛章給蓋得嚴(yán)嚴(yán)實實。

福報來得快得很。

就在從老山回來的第二年，1986年，馮鞏頭一回站到了央視春晚的舞臺上。

那一年，全國的老百姓都記住了一個下巴尖尖、眼睛不大、嘴皮子特利索的年輕后生。

打那以后，“我想死你們了”成了春晚的一道硬菜，馮鞏也開啟了自己長達(dá)三十多年的春晚釘子戶生涯。

回過頭再看，要是沒有1985年那次豁出命去的南疆之行，馮鞏也許還是個不錯的相聲演員，但他未必能捅破那層厚厚的身份天花板，成為后來家喻戶曉的國民笑星。

在命運的岔路口，有人等著紅燈變綠，有人選擇繞道走。

而馮鞏選擇了在最兇險的時候，一腳油門踩到底，硬生生沖過了那道看似過不去的關(guān)卡。

這不僅僅是運氣好，更是那是真豁得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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