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正月初三】“老霍，這批批文再拖下去，我可真睡不著覺！”電話那頭的焦急只一句，卻把彼時合資酒店的窘境敲得震天響。

改革開放甫一揭幕，外邊的腳步就踏破國門。北京、上海、廣州的機場天天迎來金頭發(fā)、藍眼睛，卻苦無一張體面的床位招待貴客。數(shù)據(jù)顯示，全國涉外床位只有五千多張，真正過關(guān)的不到一成。有意思的是，那些年到廣州參展的洋商人，還真在酒樓大堂的竹席上打過呼嚕。

問題擺在桌面上：沒房、沒經(jīng)驗、沒預(yù)算，可偏偏要在最短時間內(nèi)整出一批現(xiàn)代化酒店。國家旅游局把算盤打到合資上——錢從哪里來？得請海外華僑和港澳企業(yè)家出手。

這時，霍英東的名字被頻頻提起。番禺血脈、香港成長、地產(chǎn)起家，抗美援朝時期又破禁運送物資，他的履歷里有商人的精明，也有赤子的熱血。坊間傳聞其家底厚得“數(shù)錢要用鏟”，真真假假，但他一句“支援國家”沒人質(zhì)疑。

1978年夏天，霍英東先與新華社香港分社接觸，試水投資旅館，口氣很大：“捐半間，五百個房”。同年7月，他在廣州和盧緒章見面，聽到“十萬港元一間房”的報價，干脆加碼到一千間。旁人驚掉下巴，他卻笑：“我做酒店，不是做投機?！?/p>

錢解決了，真正麻煩的卻在體制縫隙里扎根——審批。中央當年有“樓堂館所”限建令，省里沒有權(quán)限，國務(wù)院又無具體條文。文件在部委間傳來傳去，像踢皮球，半年沒落地?；粲|往返十多趟，連司機都記不清過了多少收費站。

選址更顯冒險。珠江畔的沙面島曾是英法租界，地基軟，造價高，同期還有條件更優(yōu)的地塊擺在面前。霍英東一錘定音：“把中國人的酒店蓋在受過屈辱的地方，才痛快！”一句話，賭上了情懷，也賭上了成本。

項目正式命名“白天鵝”，1月23日意向書簽下，4月5日頂層批復(fù)也到了，卻還是動不了工，卡在“誰來蓋章”這步。廣東省委第二書記楊尚昆接手文件，心里犯嘀咕：要是不批，南方開放口號就成空炮；要是強行拍板，又怕越權(quán)。于是他決定求教葉劍英。

兩位老同志的會面簡單直接。聽完來龍去脈，葉帥沉吟片刻，只拋一句：“廣東省自己擔起來！中央五十號文件寫得明白?！倍潭淌畞碜?，一錘定音。楊尚昆回省里的車上對秘書說：“有了主心骨，干！”

審批閘門終于拉開。接下來出現(xiàn)的奇葩要求，讓人哭笑不得：賓館樓層太高，要在屋頂裝高射炮；員工怕住遠了上班不便，要賓館自己蓋宿舍和自行車棚?；粲|拍桌子反問：“我是建酒店還是建兵營？”消息傳到北京，再次是葉帥發(fā)話：免炮臺、免車棚。塵埃落定。

施工現(xiàn)場熱火朝天，沙面底土松軟，先打樁再澆筑，成本直線上升?；粲|向承包商說，“我多貼錢，但工期不能拖。”鋼筋水泥每天像喝水一樣進場，有時連江風都吹來一股混凝土味。

1982年10月14日，白天鵝趕在秋季廣交會前試營業(yè)。為了給這只“天鵝”撐腰，時任省委書記任仲夷帶著百余名干部去住了一晚。大堂里水晶燈亮得刺眼，一些干部私下嘀咕：“住這樣的房算不算奢侈？”任仲夷一句“開放就得拿出新面貌”，把話堵了回去。

正式開業(yè)那天，霍英東放話：敞大門讓市民參觀。新聞稿記載，當天涌入三萬人，有人排隊體驗抽水馬桶，有人專門拍琉璃吊頂，一天下來衛(wèi)生紙用掉四百多卷。有人擔心秩序失控，他偏笑：“老百姓得親眼看見改革，不然哪里來的勁頭？”

酒店運營沒找洋管理公司，這是霍英東的堅持。他挑了兩千名本地青年，先送出國培訓(xùn)，再回歸上崗。有人說這樣慢，他擺手：“自己會走路，才算真本事?！彪S后啟用信用卡結(jié)算，可那年頭國人連信用卡是啥都沒聽過，白天鵝愣是把這一套流程跑通。

1985年，白天鵝加入“世界一流酒店組織”，成為內(nèi)地第一家。隔年，伊麗莎白二世下榻于此，從江景露臺遠眺，珠江夜色映在王冠上，成了城里茶樓的談資。

今天走進沙面，白天鵝依舊白墻琉璃，水汽氤氳。有人說它是一只老天鵝，見證了廣州商埠的復(fù)蘇；也有人說那是霍英東留下的足跡，提醒后來者：有膽識，也要有決心。

風仍在江面吹，珠江水不停，城市天際線早已高樓林立。但那份敢為人先的勁頭，依然寫在白天鵝的弧形立面上，寫在夜幕降臨時燈火通明的窗格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