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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如果你在馬來西亞的詩巫市漫步，或許會產生一種奇妙的錯覺，耳朵里是地道的福州腔，路邊招牌寫著中文，空氣里甚至飄著紅糟面線的香味。

這里距離福州千里之遙，卻被稱為“新福州”，這究竟是怎么回事?

1901年，大清朝廷還深陷在庚子賠款的泥潭，一千多名拖家?guī)Э诘闹袊r民已經在一位儒生的帶領下，踏上了婆羅洲的原始森林。

故事的起點不是詩巫，而是北京，戊戌變法宣告失敗，作為康有為和梁啟超的支持者，舉人黃乃裳的名字也出現(xiàn)在了清廷的通緝名單上。

他原本是福建閩清的社會賢達，卻在五十歲這一年成了逃犯。

當時，大部分福建同鄉(xiāng)選擇去東南亞當契約華工，也就是俗稱的賣豬仔，那種日子極其卑微。

但黃乃裳不同，他受過系統(tǒng)的傳統(tǒng)教育，又因為長期在教會學校任教而接觸過西方思想，他想的不是個人求生，而是要在海外為受苦的閩清鄉(xiāng)親尋找一片能真正以農立國的凈土。

與此同時，南洋的砂拉越的統(tǒng)治者非常特別，他們是英國探險家，卻在婆羅洲建立了自己的獨立王國。

布魯克雖然坐擁廣闊的領土，卻苦于沒有勞動力來開發(fā)那些被沼澤和森林覆蓋的蠻荒之地。

這兩個處于完全不同世界的人，因為各自的迫切需求相遇了——1900年，黃乃裳與查爾斯·布魯克在拉讓江畔達成了一項協(xié)議。

這份協(xié)議的正式名稱叫做《以農立國條約》，共計三十一條，在這份合同里，布魯克答應撥出拉讓江兩岸的大片土地供中國移民開墾。

最讓后世驚嘆的是，這些土地的租期被定為999年，在當時的法律下，999年實際上就等同于永久擁有權，

不僅如此，協(xié)議還規(guī)定墾場享有高度的自治權，政府在最初的幾年里不征收地稅，移民們甚至擁有宗教自由和辦學的權利。

這在當時簡直是一個政治奇跡，中國人在國內可能都要忍受租界的壓迫，但黃乃裳卻在海外為鄉(xiāng)親們爭取到了近乎獨立王國的生存空間。

拿到契約后，黃乃裳回到福建老家進行大規(guī)模招募，他并沒有掩蓋南洋的艱苦，而是告訴鄉(xiāng)親們：那里有土地，只要肯干，子孫后代就不用再受餓。

1901年，第一批和第二批移民總共一千余人分批抵達詩巫，這一千一百一十八人，就是后來歷史上著名的開埠先驅。

下船的那一刻，現(xiàn)實給這些滿懷希望的農民潑了一盆冷水，他們眼前的不是良田，而是沒過腳踝的爛泥地，以及遮天蔽日的參天大樹，這里沒有房子，只有臨時搭建的亞答屋。

生存條件極其惡劣，熱帶雨林里的瘴氣引發(fā)了瘧疾，而拉讓江里潛伏著成群的鱷魚。

在最初的幾個月里，幾乎每天都有人因為水土不服或者感染疾病而倒下，根據當時的記錄，死亡率非常驚人，甚至出現(xiàn)了一家?guī)卓谥皇Ｒ蝗说膽K狀。

黃乃裳作為領袖沒有躲進拉惹提供的舒適別墅，他把辮子盤在頭上，卷起褲管，和大家一起下地干活，他深知如果這個開頭沒守住，那這份租約就會變成一張廢紙。

為了維持秩序，黃乃裳在墾場推行了極其嚴格的管理，他禁止黃賭毒，還制定了一套基于傳統(tǒng)道德與現(xiàn)代契約的墾場法，

高度的組織性，讓詩巫的中國移民社區(qū)在極短的時間內爆發(fā)出了強大的生產力。

原本他們打算種大米，但由于土質和氣候原因，水稻的收成并不理想，關鍵時刻，黃乃裳引進了胡椒和橡膠，

尤其是橡膠，當時正值全球汽車工業(yè)爆發(fā)，市場對橡膠的需求量極大，詩巫的荒地很快變成了一片片整齊的膠林。

然而，到了1904年，黃乃裳與拉惹政府的矛盾爆發(fā)了。

一方面是因為墾場的開發(fā)成本極高，黃乃裳背負了沉重的外債，另一方面，布魯克政府希望通過收稅來彌補之前的投入。

黃乃裳性格倔強，他不愿看到鄉(xiāng)親們辛苦得來的收益被過度剝削，最終這位倔強的舉人選擇了獨自承擔債務，黯然離開了他親手締造的新福州。

接替他管理墾場的是美國牧師富雅各，富雅各帶來了更先進的機械化技術，管理權的移交標志著詩巫從一個儒家理想式的農業(yè)墾場，向現(xiàn)代化農業(yè)城鎮(zhèn)的轉型。

時光流轉，當年的999年租約雖然在后來砂拉越加入馬來西亞的過程中，在法律細節(jié)上有所變遷，但那份契約的精神卻保留了下來。

詩巫逐漸發(fā)展成了馬來西亞最具有中國味的城市之一，現(xiàn)在的詩巫擁有一百多所華文學校，福州話是當地的通用語。

通常情況下，三代以后的移民往往會失去母語，但詩巫的福州人卻通過強大的教育體系和族群凝聚力，硬生生地守住了自己的根。

這種守望得益于黃乃裳最初打下的底子，他在租約里明確要求的辦學權和自治權，為后來的華文教育提供了長達一個世紀的法律保護傘。

在很多流傳甚廣的版本中，往往會將黃乃裳描寫為一個完美的英雄，或者認為那份合同完全是由他個人財力支撐的。

實際上，根據相關檔案，拉惹政府在早期也投入了相當規(guī)模的借款，這也就是后來債務糾紛的導火索。

黃乃裳的偉大不在于他有取之不盡的財富，而在于他以一個政治犯的身份，在國際地緣政治的縫隙中，利用西方的契約精神，為他的族群鎖定了一個近乎永久的家園。

現(xiàn)在的拉讓江依然靜靜流淌，岸邊的鱷魚已經很少見到了，取而代之的是密集的碼頭和繁華的商鋪。

1901年的那場遷徙，不再僅僅是一群人的逃亡，它更像是一顆種子，在異鄉(xiāng)的泥土里長出了完全屬于自己的果實。

黃乃裳雖然最終離開了詩巫，但他的名字被印在了街道名上，刻在了紀念館的石碑上。

一個民族的生命力往往不在于它在本土有多么安穩(wěn)，而在于當它被推向絕境時能否在陌生的叢林里，靠著一張契約和一把鋤頭，重新定義家園這兩個字。

參考資料：

1. 黃乃裳，《紱丞七十自序》，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

2. 劉子政，《黃乃裳與新福州》，大馬福州社團聯(lián)合會出版

3. 砂拉越檔案館，《1900年以農立國條約》原始文檔副本

4. 房學嘉，《東南亞華僑史研究：以砂拉越詩巫為例》

5. 詹姆斯·胡佛（James Hoover）筆記，《拉讓江上的三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