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說1926年那會兒，馮玉祥領(lǐng)著兵馬去外蒙古那邊溜達了一趟。

這一趟不要緊，他記下的一組數(shù)字，足以讓后來人聽了心里直冒寒氣。

根據(jù)他在當?shù)馗愕拿?，那些正當年的后生，也就?7歲到25歲這一波，染上“花柳病”（性病）的竟然占到了85%。

這是一個啥概念？

這么說吧，拉出十個膀大腰圓的壯小伙，能挑出兩個囫圇個的都難。

那陣子，不少人覺得這是當?shù)厝恕白黠L不正”、“日子過得爛”。

可馮玉祥畢竟是帶兵打仗的主兒，他眼里的門道跟別人不一樣。

這壓根兒不是什么品德好壞的事兒，純粹是道算術(shù)題。

這是滿清朝廷掐著指頭算計了兩百年的老賬，算到最后，直接算崩盤了。

要追根溯源，這筆賬得從康熙爺那會兒開始翻。

清廷對待蒙古那邊的路數(shù)，歸根結(jié)底就倆字：求穩(wěn)。

咋能讓這幫當年橫掃歐亞大陸的馬背漢子老實呆著別造反？

紫禁城里給出的招數(shù)不是動刀動槍，而是蓋廟。

朝廷那是下了血本推廣喇嘛教，算盤打得噼里啪啦響：家里只要有男娃，必須得送去當喇嘛。

只要披上袈裟，這就斷了娶媳婦生娃的念想。

這招數(shù)在當時那就是擺在明面上的“套路”。

拿香火把人的野性磨沒，借出家把人口數(shù)量給壓住。

晃晃悠悠到了19世紀尾巴上，這套玩法的“戰(zhàn)果”確實嚇人，可局面也徹底摟不住了。

翻翻1929年的《邊政月刊》，里面白紙黑字寫著，內(nèi)蒙隨便一個旗里，三分之一的小伙子都進了廟門。

麻煩這就來了：大老爺們兒都跑去念經(jīng)了，留下的姑娘們咋整？

這就硬生生逼出了一個畸形到極點的婚戀圈子。

尋常日子過的是一夫一妻，哪怕舊社會也頂多是一夫多妻。

可在當時的草原上，流行的是一女侍多夫，要不就是“露水夫妻”。

七八個打光棍的漢子圍著一個女人轉(zhuǎn)，或者一個女人被逼得在好幾個男人堆里打轉(zhuǎn)。

再加上從關(guān)內(nèi)過來的當官的、當兵的、做買賣的，都沒帶家屬，耐不住寂寞也只能找當?shù)貗D女搭伙過日子。

這張大網(wǎng)亂得像一團麻，恰恰成了梅毒和淋病最喜歡的溫床。

最要命的一點是，那些本該六根清凈的喇嘛，其實一點都不“凈”。

早在1844年，法國有個傳教士叫古伯察，去草原上一看就明白了，那里的喇嘛跟普通婦女的關(guān)系，那是相當隨便。

赫定在庫倫也瞧見了，和尚們壓根兒不是關(guān)門念經(jīng)，而是滿大街溜達，跟老百姓混住在一起。

這哪是修身養(yǎng)性的廟宇啊，簡直就是病毒的批發(fā)站。

照常理，有病就得看大夫。

可在這地界，又碰上了第二個解不開的死扣：迷信壓倒了科學。

1933年的《華北防疫年報》里記了個讓人哭笑不得的事兒：綏遠、張北、庫倫這些地方的病人，染了病死活不肯打針，西藥一口不吃。

他們心里頭只認喇嘛。

喇嘛身兼二職，既念經(jīng)又看病，可開出來的方子是啥呢？

老一套的藏醫(yī)療法，主料竟然是汞，也就是水銀。

這玩意兒灌下去，性病一時半會兒要不了命，可水銀中毒能讓人慢慢在那兒熬著等死。

病號們還以為這是在“排毒”，實際上那是嫌命長，往絕路上趕。

你也不能全怪老百姓腦子不開竅，實在是因為整個社會的信任感都攥在喇嘛手心里。

就連當時草原上地位最高的活佛哲布尊丹巴，自己都染了一身嚴重的梅毒，鼻子都爛得不成樣子。

你想想，連牧民眼里的“神”鼻子都爛了，他們還能信誰去？

當年清廷琢磨這套“減丁”的損招時，估計也沒料到后果能慘烈成這樣。

他們原本的算盤只是想削弱蒙古人打仗的本事，沒成想差點把這個民族直接從地圖上給抹平了。

蒙古人口早先大概有一千二百萬，讓這兩百年的“宗教加性病”一頓折騰，到了清朝末年，剩下的人口連一半都不到。

到了上世紀三十年代，內(nèi)蒙古有的地方，差不多兩個人里就有一個帶著梅毒，比例飆到了48%。

人越來越少，家散了，生下來的娃也是病病殃殃。

《劍橋中國晚清史》里有句話說得特別透徹：19世紀的朝廷是把蒙古攥得死死的，可代價是人口斷崖式地往下掉。

不動刀，不屠城，光靠一套扭曲的制度，就讓一個民族在享樂和病痛交織中一點點走向消亡。

馮玉祥當年瞅見的那個“85%”，哪是簡簡單單的醫(yī)療數(shù)字啊，分明是一個帝國為了自己坐穩(wěn)江山，拿邊疆的未來抵押出去的沉重賬單。

這筆爛賬，直到幾十年后現(xiàn)代醫(yī)療體系強行介入，才算是勉勉強強給填平了。

信息來源：

法 古伯察：《韃靼西藏旅行記》（1844年）

馮玉祥：《馮玉祥日記》（1926年相關(guān)記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