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覃在前些日子發(fā)布了《努爾哈赤撒個彌天大謊，騙過了天下人，騙得他的后代子孫深信不疑》一文到“覃仕勇說史”上，文中提到了一部名叫《舊滿洲檔》的奇書。

這部奇書，是精通滿語的臺灣學者廣祿和李學智，通過整理收藏在臺灣臺中市霧峰北溝故宮博物院地庫一大批無人問津的老滿文檔案整理出來的，于1969年出版。

《舊滿洲檔》的公開出版，引發(fā)了學術界無數(shù)專家、學者投身其中，大批量的研究成果層出不窮。

許多學者都注意到，《舊滿洲檔》第九冊的4415頁有一則這樣的記錄：“是日，淑勒汗交付二畫工張儉、張應魁據(jù)先祖英明汗行事典例書繪制圖畫的工作，很好地繪制完成了，賞張儉人一對、牛一頭，張應魁人一對?！?/p>

其實，這也不是什么新材料。

因為，《太宗文皇帝實錄》里面也有相似記載，天聰九年(1635)八月乙西:“畫工張儉、張應魁恭繪《太祖實錄戰(zhàn)圖》成，賞儉人口一戶、牛一頭，應魁人口一戶?！?/p>

兩相對比，我們就可以知道，《太宗文皇帝實錄》里面提到的《太祖實錄戰(zhàn)圖》，即是《舊滿洲檔》里面說的“據(jù)先祖英明汗行事典例書繪制圖畫”的書籍。

這本《太祖實錄戰(zhàn)圖》，既然是“據(jù)先祖英明汗行事典例書繪制圖畫”，那就是一本妥妥的連環(huán)畫了。

我們知道，努爾哈赤崛起前建州女真人的文化程度是很低的，甚至都沒有自己的文字。

雖說在努爾哈赤的過問下，好歹也創(chuàng)制出了文字，但識字的人并不多。

那么，制作連環(huán)畫，就是一件最正常不過的事了。

不是嗎？生活在原始社會里的人，不就流行“結繩記事”和“畫圖記事”嗎？

因此，就有人懷疑，這本《太祖實錄戰(zhàn)圖》就是接近于“結繩記事”和“畫圖記事”一類比較幼稚的原始材料，，即里只有圖畫，沒有文字。

對清實錄研究頗有心得的日本學者松村潤在2002年發(fā)表了《清太祖實錄研究》一文，文中宣稱：“《太祖實錄圖》只是圖畫本。”

十年之后，華東師范大學古籍研究所博士生楊勇軍在《〈滿洲實錄〉成書考》一文中秉承此說，直言：“《太祖實錄戰(zhàn)圖》只是一本沒有文字的圖冊。”

可是，天聰九年，后金不是已經(jīng)創(chuàng)制出文字了嗎？憑什么它不能像現(xiàn)在的連環(huán)畫那樣，附帶有文字說明呢？

松村潤給出的依據(jù)簡單粗暴：

“《舊滿洲檔》里只有關于畫完圖的記載，且在天聰九年(1635)八月乙西受賞賜的也只是畫匠，僅此一點，便知《太祖實錄圖》只是圖畫本?！?br/>

楊勇軍的說法也大同小異，稱：

“從僅有二畫工得到賞賜上看，可知被后世所稱的《太祖實錄戰(zhàn)圖》，當時確實僅為圖冊，沒有文字?！?br/>

毫無疑問，松村潤、楊勇軍的說法太過武斷，太過偏激，與絕大部分學者的看法相左。

絕大部分學者都認為，《太祖實錄圖》是一部帶插圖、有文字的體式特殊的早期實錄。

想想也對，既然都已經(jīng)有文字了，在圖畫旁邊補充上一點文字，很難嗎？

不說別的，中國古代的畫家，每每完成了一幅畫作，意猶未酣，不過癮，還要在畫的空白處題上一兩首詩呢。就算不會題詩，也技癢難搔，附上幾句文字說明。

孟森在《康熙重修太祖實錄跋》中斷言：

“清太祖第一次纂修實錄，在天聰九年。先成太祖戰(zhàn)跡之圖，每圖帶說?！?br/>

即《太祖實錄圖》是又有圖畫，又有文字的。

但是，圖畫與文字，是先有圖畫呢？還是再有文字呢？

秦國經(jīng)、胡啟松兩人在《清代的實錄》稱：

“書中記事均先圖而后說。”

認為，這本《太祖實錄圖》有點類似于中國古代畫家作畫，即是先構圖，把圖畫出來了，再根據(jù)圖中畫面，把圖畫要表達的內(nèi)容通過文字寫出來。也有點類似今天的“看圖說話”。

清史學家薛虹卻很不以為然，在《清太祖實錄的史料學研究》指出：既然稱之為“實錄圖”，則“繪圖之前必然有實錄稿本為依據(jù)”。

薛虹的說法，比較合乎創(chuàng)作的邏輯和規(guī)律。

現(xiàn)代連環(huán)畫的制作，以及戲劇、電影等等藝術表現(xiàn)手法，不都是得先有文字腳本、劇本，再在此基本上進行構思和創(chuàng)作的嗎？

臺灣學者莊吉發(fā)在《清史拾遺》也提出：

“此書先由巴克什額爾德尼修成，經(jīng)庫爾纏增補，并由畫工張儉、張應魁繪圖。”

不過，就算確定了《太祖實錄圖》里面有文字，而且是先有文字，再有圖畫，那這里面的文字是滿文呢？還是蒙文呢？還是漢文呢？這三種文字還是同時出現(xiàn)呢？還是分成三種不同的版本存在呢？

喬治忠在《清太祖一朝實錄的纂修與重修》 一書中做了大膽推定，“其應為滿文、蒙古文和漢文三體合一并有圖穿插其間的體式。”

謝貴安先生卻在《〈清實錄〉稿底正副本及滿漢蒙文本形成考論》一文中提出了較為合理的觀點：后金時期，努爾哈赤、皇太極等人均是用滿語發(fā)布命令，那么，記錄這些命令的詔令，就是用滿文寫的，所以，“修實錄時，先撰寫滿文本，再譯成漢文本和蒙古文本”。

臺灣學者陳捷先在《滿文清實錄研究》中持此觀點：

“早期滿洲部族的文獻是先以滿洲文字記注，漢文本都是由滿洲文翻譯而成的?！?br/>

因此，《太祖實錄圖》并非“滿文、蒙古文和漢文三體合一并有圖穿插其間的體式”，而是分別有滿文本、蒙古文本和漢文本。

且后二者都是前者的譯本。

齊木德道爾吉在《滿文蒙古文和漢文〈清太祖實錄〉之間的關系》一文中還明確指出：在三種實錄文字中，滿文本是最先成的，漢文本次之，蒙古文本最后，即“先將滿文原件根據(jù)實錄編寫的需要撰寫為滿文實錄體文字，在此基礎上譯成漢文，最后從漢文譯成蒙古文”。

但是，這三種版本的《太祖實錄圖》都流傳下來了沒有呢？

現(xiàn)在的清史學家大多認為《太祖實錄圖》流傳下來了。

此話怎么說呢？

方甦生在《清太祖實錄纂修考》一文中提出，皇太極命人創(chuàng)作《太祖實錄圖》的初衷，就是制作一部記錄其父努爾哈赤行言的“實錄書”。書成，卻在與漢人接觸過程中發(fā)現(xiàn)與漢人歷代帝王實錄體例不合，且有圖畫，顯得幼稚可笑，于是讓人“去圖尊謚”，另外寫成了《太祖武皇帝實錄》。

孟森在《康熙重修太祖實錄跋》中把此事講得更明白：《太祖武皇帝實錄》是對《太祖實錄圖》剔除插圖而改編的純文字版本，二者同源，且當時都稱之為《太祖武皇帝實錄》。

不過，王靜芳在《清太祖實錄的編纂、版本及史料價值》一文中指出：《太祖武皇帝實錄》的原書名為《大清太祖承天廣運圣德神功肇紀立極仁孝武皇帝實錄》，在天聰七年開始纂修，崇德元年(1636)十一月書成，分為四卷，以滿、蒙、漢三種文字繕寫。順治進行過重修，才

改名為《太祖武皇帝實錄》。

康熙當國，認為《太祖武皇帝實錄》里面的文字太過粗鄙，不夠文雅，命大學士勒德洪為監(jiān)修總裁官復加修改，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修成《太祖高皇帝實錄》，合凡例目錄滿、蒙、漢文各十二卷。

雍正當國，又對《太祖高皇帝實錄》進行了再一次大規(guī)模修改，到乾隆四年十二月(1740)，竣工，共十三卷。存大內(nèi)、皇史成、內(nèi)閣本均繕滿、蒙、漢文各一部。

孟森認為，圖畫版的《太祖武皇帝實錄》（即連環(huán)畫《太祖實錄圖》）流傳到了乾隆朝，乾隆認為，“此為孤本”，“恐其遭意外之損，所以摹繪了新本”。

孟森所說的“新本”，就是日本學者內(nèi)藤虎次郎于1905年從盛京崇謨閣見到的《滿洲實錄》！

即從這個角度來說，《太祖實錄圖》算是流傳下來了。

但是，史學界對此持較大爭議，前面提到松村潤、陳捷先、楊勇軍等人都認為：《滿洲實錄》只是乾隆朝官方偽造的最后一本努爾哈齊實錄，并非重繪自《太祖實錄圖》，書中圖畫部分只是 “在‘重繪’77幅《太祖實錄戰(zhàn)圖》的基礎上補繪了關于滿洲起源神話的6幅圖”。

不管如何，在清朝歷代皇帝實錄中，清太祖努爾哈齊實錄版本最多，現(xiàn)在流傳下來的有《太祖武皇帝實錄》、《滿洲實錄》和《太祖高皇帝實錄》三部。其中，《太祖武皇帝實錄》和《滿洲實錄》的文字極其接近。但，《滿洲實錄》應該是三者中最原始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