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4年7月，南京那厚重的城門終于被轟開了。

這本該是曾國藩這輩子最風(fēng)光的時候，可恰恰相反，這會兒他后背直冒冷汗，心里比誰都慌。

滿打滿算，攻下天京（南京）才過了十九天。

這位手里攥著兵權(quán)、跺跺腳大清朝都要抖三抖的湘軍統(tǒng)帥，竟給朝廷遞上去一個折子。

折子里的內(nèi)容讓所有人都沒想到：他要散伙。

他要親手把這支跟自己出生入死、剛立下潑天大功的隊伍給拆了，而且這一拆，就是三四萬號人。

外頭不少人琢磨，這是曾大帥的“保命符”——是在給滿清皇室表忠心，生怕功勞太大震了主子，招來殺身之禍。

這話不假，但只說到點子的一半。

曾國藩怕朝廷，但他更怕自己手里這支兵。

這會兒的湘軍，看著是拿下了南京，實際上里頭早就爛透了。

就在破城后的那幾天，南京城活脫脫成了一個屠宰場，而湘軍，全變成了吃人的狼。

曾大帥心里跟明鏡似的：手里這把刀，銹得全是坑，根本沒法用了。

要是不趁早自己把它折了，回頭這把刀非得把自己手割破不可。

就在這一場驚心動魄的洗牌里，另一股勢力——淮軍，卻奇跡般地留住了火種，甚至在后來幾十年里，接管了晚清的半壁江山。

這草蛇灰線，早在三年前那個大雪紛飛的冬天，就已經(jīng)埋下了。

把時間撥回1861年冬，曾國藩正卡在一個進退兩難的十字路口。

那時候，安慶剛打下來，曾國藩就把指揮部安在了這兒。

可幾百里外的上海，那一封接一封的求救信像雪片一樣飛來：整個江浙地界差不多都讓太平軍給平了，就剩上海這么一個獨苗孤零零地立著。

上海那幫有錢的紳士老板發(fā)話了，只要曾大帥肯派兵救命，一個月給五十萬兩銀子。

這活兒，是接，還是不接？

這筆賬難算得很。

曾國藩一開始心里直犯嘀咕：那地方，一邊是大海，一邊全是賊窩，要說弄錢，那是塊肥肉；可要說打仗，那就是個死胡同。

說白了就是：錢多，但這錢燙手，搞不好命都得搭進去。

可湘軍有個死穴：窮。

為了這每個月五十萬兩的軍餉，曾國藩一咬牙，決定賭這一把。

那派誰去頂這個雷？

按理說，頭號人選肯定是親弟弟曾國荃。

那會兒曾國荃剛啃下安慶這塊硬骨頭，氣勢正盛。

可誰知，曾國荃一口回絕。

他那雙眼睛，死死盯著天京（南京），在他看來，那是太平天國的老巢，也是“天下第一功”的所在地。

去上海？

那是給別人當看家狗，這種臟活累活他才不干。

親弟弟不干，這燙手山芋就扔到了學(xué)生手里——李鴻章。

這一年，李鴻章歲數(shù)也不小了，但在曾國藩的幕僚圈子里，他還只能算個晚輩。

提起這個學(xué)生，曾國藩心里頭是五味雜陳。

李鴻章才氣是大，可這“人品道德”上，總覺得差了口氣。

曾國藩講究的是個“誠”字，信奉的是孔孟之道那一套修身養(yǎng)性；李鴻章不一樣，他眼里盯著的是“利”，講究的是只要能把事辦成，手段不重要。

兩人鬧得最僵的一次是在祁門。

當時湘軍被圍得鐵桶一般，李鴻章勸曾國藩趕緊跑路換地方，曾國藩死活不聽，還撂下狠話：“你們要是怕死，現(xiàn)在就滾?！?/p>

后來曾的好哥們李元度打了敗仗，曾國藩要寫折子彈劾他，李鴻章講義氣，死活不肯動筆，還拿辭職相要挾。

曾國藩冷著臉回了一句：“請便?！?/p>

李鴻章也是個暴脾氣，真就卷鋪蓋走人，這一閑就是一年多。

可這回，看著上海那么大一塊肥肉，曾國藩還是把李鴻章給招回來了。

他還給了李鴻章起家的本錢：從湘軍老底子里劃拉了九個營，再加上李鴻章自己在安徽招來的四個營，東拼西湊，拉起了一支新隊伍。

這就是后來大名鼎鼎的淮軍。

史學(xué)大家羅爾綱打過這么個比方：淮軍跟湘軍，那是兒子跟媽的關(guān)系；曾國藩跟淮軍，那是老保姆跟奶娃娃的關(guān)系。

雖說是親娘倆，可這走的路，那是大相徑庭了。

1862年4月，李鴻章帶著這支雜牌軍，一腳踏進了上海灘。

這一來，李鴻章簡直是如魚得水。

上海這地界，洋氣重，曾國藩那種老派書生根本玩不轉(zhuǎn)，可李鴻章卻覺得舒服得很。

當時上海有個怪東西，叫“常勝軍”。

這是一群由洋人華爾領(lǐng)著、手里全是洋槍洋炮的雇傭兵。

李鴻章一來，眼珠子一轉(zhuǎn)，立馬看穿了這里的門道：在這個地界，誰手里有錢，誰手里有洋槍隊，誰就是老大。

他先是耍了一通官場手段，把原來的代理人吳煦給架空了，直接把收關(guān)稅和厘金的權(quán)抓到了自己手里。

口袋里有了銀子，他二話不說，立馬開始給淮軍換血。

曾國藩對洋人那一套，向來是看不上的。

他以前見過西方的望遠鏡，嘴上感嘆兩句“格物致知”，心里想的還是怎么靠讀圣賢書來提升氣質(zhì)。

李鴻章可沒那些窮講究。

他一看見洋槍洋炮，想法特別實在：“孔夫子那一套又不會打槍，這會兒不頂用。”

既然孔圣人幫不上忙，那就先把圣人請到一邊去。

李鴻章把淮軍全副武裝成了洋槍隊，訓(xùn)練也全按洋人那一套來。

維系這支軍隊的，不再是曾國藩那種“咱們是老鄉(xiāng)、咱們是親戚”的宗族感情，而是赤裸裸的“好處”——銀子和官帽子。

這種轉(zhuǎn)變，冷血得很，可真到了戰(zhàn)場上，那是真管用。

到了蘇州殺降那檔子事，這種冷血更是到了極點。

1863年年底，淮軍把蘇州圍了個水泄不通。

守城的太平軍頭子譚紹光那是鐵了心不投降，但他手底下的八個“王”心思活泛了。

常勝軍的新頭領(lǐng)、英國人戈登拍著胸脯打包票：只要投降，保你們榮華富貴。

那八個王把譚紹光宰了，開城投降。

可這一進城，李鴻章發(fā)現(xiàn)不對勁。

這八個人仗著有功，還要保留自己的隊伍，甚至獅子大開口，要分管半個蘇州城。

這事要是擱在曾國藩身上，估計得琢磨半天，畢竟得講個“信”字。

可李鴻章心里的算盤打得噼里啪啦響：留著這八個貨，那就是留著八顆雷。

把他們宰了，雖然名聲臭了，但蘇州這塊地盤算是徹底穩(wěn)了。

于是，鴻門宴一擺，杯子一摔，刀斧手齊出。

八顆人頭落地，幾萬降兵跟著遭殃。

戈登氣得直跳腳。

作為一個英國軍官，他覺得這簡直是把榮譽踩在腳底下摩擦，甚至提著槍滿世界找李鴻章要決斗。

這事傳到曾國藩耳朵里，他的反應(yīng)耐人尋味。

他在日記里寫道：這陣子聽說的消息里，就數(shù)李少荃在蘇州宰了那八個王，最讓人痛快。

就在那一瞬間，這對師生在“殺人”這事上，居然想到一塊兒去了。

不過出發(fā)點不一樣：曾國藩那是為了維護道統(tǒng)，除惡務(wù)盡；李鴻章純粹是為了消滅隱患，圖個省事。

就在李鴻章在東邊靠著洋槍洋炮一路平推的時候，曾國荃的湘軍主力，還在天京城下苦哈哈地熬著。

這仗打得，那叫一個慘，簡直是在拼命。

1862年夏天，瘟疫橫掃江南。

曾國荃的大營里，一下子倒了一萬多人，差不多一半兵力都癱在那兒起不來。

對面李秀成帶著十幾萬精兵殺回來救駕，炮彈跟下冰雹似的往湘軍頭上砸。

那是湘軍離鬼門關(guān)最近的一次。

曾國藩在安慶急得整宿整宿睡不著，寫信勸弟弟：撤吧，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

可曾國荃是個倔驢，更像個賭紅了眼的賭徒。

他把全部身家性命都押上了，就為了天京那個“首功”。

他像只王八一樣，死死咬住雨花臺這塊地，任憑李秀成怎么捶打，他就是不松口。

這一咬，硬生生咬了兩年。

1864年7月，湘軍終于把天京城給捅破了。

可誰承想，勝利的那一刻，也是湘軍這幫人徹底沒人樣的時候。

四十歲以下的女人，一個都沒見著。

當兵的抓著老百姓嚴刑拷打，逼著交錢，搶女人。

有個叫黃淑華的十六歲姑娘，全家遭了難，自己被搶走。

半道上，她在墻上題了一首絕命詩，趁著看守不注意，殺了人之后抹了脖子。

這就是曾國藩嘴里一直掛著的“仁義之師”。

曾國荃對這些事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甚至還縱容手下胡來。

為啥？

因為湘軍說白了就是私家軍，朝廷不給發(fā)錢，全靠“打下一座城，準你們搶三天”來提振士氣。

等曾國藩到了南京，眼前的景象讓他心涼了半截：滿地焦土，加上一幫子成了流氓土匪的兵。

他抓住了太平天國的忠王李秀成。

為了怕李秀成在押往北京的路上亂嚼舌根，把湘軍那些見不得人的爛事全抖摟出來，曾國藩干了一件違抗朝廷意思的事：就地把人給宰了。

殺李秀成，那是為了滅口。

裁撤湘軍，那是為了自保。

拿下天京才過了十九天，曾國藩就上書要裁軍。

理由說得冠冕堂皇，其實私底下的算計很現(xiàn)實：湘軍這幫人老了，也沒了銳氣，當官的發(fā)了財，一個個只想回家買地蓋房老婆孩子熱炕頭，誰還愿意把腦袋別褲腰帶上打仗？

再說了，這支隊伍的名聲已經(jīng)臭到了家。

北京那位老佛爺正拿著放大鏡找茬，左宗棠那幫政敵也在背后磨刀霍霍。

這時候，李鴻章的淮軍成了最好的接盤俠。

淮軍雖說也手腳不干凈，但人家年輕啊，手里的家伙事兒也好，聽話，關(guān)鍵背后還有洋人撐腰。

曾國藩最后拍了板：“裁湘留淮”。

他把自己辛辛苦苦攢出來的這臺舊機器給拆了，把剩下的資源和政治本錢，一股腦全轉(zhuǎn)到了學(xué)生李鴻章的那臺新機器上。

1865年往后，中國的戰(zhàn)場就是李鴻章的天下了。

曾國藩雖然還在位置上，但他那是真的跟不上趟了。

他在北方剿捻軍，用的還是老一套“結(jié)硬寨、打呆仗”，結(jié)果四處碰壁，弄得灰頭土臉。

最后還是靠李鴻章帶著那是裝備了洋槍隊和開花炮的淮軍，才把捻軍給平了。

這是一場權(quán)力的交接棒。

曾國藩代表的是那個舊中國，講道德，講宗族，講種地。

平內(nèi)亂他在行，可面對這個滿是蒸汽機和不平等條約的新世界，他是一臉茫然。

李鴻章代表的，則是一個充滿了銅臭味、洋務(wù)氣，不再把仁義道德掛嘴邊，只認“船堅炮利”的過渡時代。

1872年，曾國藩撒手人寰。

他這一走，湘軍的勢力雖然還在，但那股子精氣神早就散了。

左宗棠、曾國荃這些人雖然官做得大，但也只能算是給滿清這艘破船修修補補的工匠。

而李鴻章，帶著他的淮軍和后來的北洋系，一步步爬到了權(quán)力的頂峰，直到甲午年那場更大的雪崩到來。

如今回過頭再看1861年那個冬天，曾國藩把去上海的任務(wù)交給李鴻章，這恐怕是他這輩子做得最糾結(jié)，但也影響最深遠的一個決定。

他守住了心里的“道”，卻把做事的“術(shù)”交給了別人。

手里的家伙事兒值錢了，可人的脊梁骨卻貶值了。

傳統(tǒng)和現(xiàn)代之間，終究還是裂開了一道怎么補也補不上的大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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