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了一趟百色，對百色的粵東會館有了直觀的認識，潯州府O鑫森淼焱垚作為對廣西人文有興趣的抄手，自然也就找些資料，寫寫百色粵東會館的人文故事了。

在找資料過程中，發(fā)現(xiàn)百色的粵東會館里邊藏的人文內(nèi)容很多，不僅僅是著重介紹的紅色文化，竟然同時還有著古代科舉的狀元，榜眼，探花的文化印跡。

也就是這樣的尋找中，又無意間看到，在廣西另外還有一座同類的會館，同樣有著古代科舉狀元的印跡，那就是欽州的廣州會館。

現(xiàn)在查到的欽州廣州會館的介紹，基本上都是一樣的，都是一個出處，你復(fù)制我粘貼，所以，現(xiàn)在都認為這座廣州會館，歷史沿革始建于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在道光十四年（1834年），光緒十八年（1892年）有過兩次重修，今天看到的樣子，主體大概就是光緒間那次重修的遺存。

更讓人注意的是，會館大門門額上，刻有一石匾，上書“廣州會館”四字，落款為“莊有恭書”。故事就從這里開始了。

“莊有恭”可不是一般人物了，是乾隆四年（1739年）已未科狀元，這可就為這座會館增添了一份獨特的人文氣息了。

但是，細細讀來，從這塊石匾上的幾個字，還是看出不少值得商榷的地方的，可能這座號稱現(xiàn)在廣西境內(nèi)唯一一座“廣州會館”，他的歷史可沒復(fù)制粘貼的那種簡介這么簡單。

石匾上就幾個字“光緒庚寅孟夏重建，廣州會館，莊有恭書”。

展開說，“光緒庚寅”，實際上是1890年，和簡介的“光緒十八年（1892年）”有別，這可能是重修開始與落成的時間，這不用糾結(jié)，寫字在重修之前，可能是為了建設(shè)需要，是為了提前做石匾鑲砌門頭的工作，提前刻落成年份，差兩年，雖然有一點點不合理，但這也可以理解。

重點是“莊有恭書”。

莊有恭（1713~1767），主要生活在康末到乾中時期，他寫過的字刻成匾，出現(xiàn)在光緒時期，應(yīng)該是在光緒間重建時，可能原匾已經(jīng)被破壞，于是，人們把之前的字重新刻一次，再現(xiàn)前人輝煌，這也可以理解。

但是，現(xiàn)在人們把欽州廣州會館的始建時間，認識為“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這可就是大問題了。

因為據(jù)番禺地方志記載，莊有恭“乾隆丁亥年（1767年）七月初二卒于任”，顯然，在1783年的時候，莊有恭已經(jīng)作古十六年了。

一個已經(jīng)作古十幾年的人，怎么會為始建于1783年的會館寫匾額呢？他還能未卜先知的題匾？或是有人早早就計劃建會館，找他提前寫好字？

這是怎么回事呢？

潯州府O鑫森淼焱垚沒去過欽州，也沒到過現(xiàn)場參觀，不知道會館里有沒有留下石刻碑記，解釋這個事情。

只是根據(jù)這個情況，翻看查詢了一些關(guān)于欽州廣州會館的資料，給出了一個推測。

按查到的信息，現(xiàn)在認定會館建于“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是有資料說，有人在會館后面的兩條主要的建筑大支柱上，發(fā)現(xiàn)刻有“乾隆四十八年”的字樣，所以，人們就把這個時間作為會館始建時間來記述。

但是，這個時間就和莊有恭的生活年代不一致了，相差了十六年，這怎么編都不會合理了。那要合理解釋“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和“莊有恭”的“相差十六年”矛盾，就只有一種可能：

那就是欽州廣州會館始建時間肯定是在乾隆四年（1739年）莊有恭高中狀元這年，到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他過世的這年之間。

欽州廣州會館在乾隆早期建好的時候，正是莊有恭春風得意，名氣爆棚之時，他又是番禺人，番禺是廣州傳統(tǒng)屬地之一，欽廣州會館的建設(shè)組織者可能通過人脈，找到了他，為家鄉(xiāng)在外的會館題個匾，成為了廣州會館重要的人文印跡。

可能在“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的時候，欽州廣州會館進行過一次小規(guī)模的維修，或是增建，人們把兩根大支柱換了，順便留下了年款。

時代久遠了，文獻記載難存，人們記憶出現(xiàn)了偏差，最后，陰差陽錯之下，也就把發(fā)現(xiàn)的“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作為了會館的始建時間。

如果不是這樣，那欽州廣州會館的始建時間還有什么解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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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桂平，我是潯州府O鑫森淼焱垚，謝謝閱讀關(guān)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