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8月22日下午六點，北京天空飄著細雨，西長安街的燈光一盞盞亮起。一位身材瘦削的中年女士拎著棕色小皮箱，在衛(wèi)兵引導下走進中南海西花廳。她步履急促，卻又小心翼翼，不時撫平旗袍上的褶痕。門一開，鄧穎超迎出來，笑意真摯，語氣里藏不住親切：“小范，快進來，首長一直惦記著你。”

這位被稱作“小范”的人，名叫范桂霞。那一年，她四十八歲，在華南某師范學校任教。能讓國務院總理和夫人親自下請柬，請來共進家常晚餐的，她的經歷顯然遠不尋常。餐桌上，幾樣簡單菜肴：北京烤鴨、青菜肉片、燒豆腐、雞湯。周恩來邊為她夾菜，邊打趣道：“聽鄧大姐說，你如今最愛吃鴨掌，可惜北京買不到，只好拿烤鴨湊合?！毕g回憶翻涌，談到往事，三人不時會心一笑。那頓飯之后，周總理又投入繁忙工作，而范桂霞則踏上南歸列車，誰也沒想到，這竟成他們最后一次促膝長談。

把鏡頭拉回二十六年前的1927年。8月初，南昌起義的槍聲剛停，殘部沿贛南、粵北輾轉。周恩來高燒不退，瘧疾反復，隨隊軍醫(yī)束手。聶榮臻、葉挺護著他，卻又聽不懂當地方言，行動舉步維艱。就在最危險的當口，潮汕地方黨組織負責人楊石魂出現(xiàn)，他調來擔架，把周恩來一路送到陸豐甲子港，再換小船駛往香港。

香港彼時商埠繁華，也是各方勢力匯聚的風口浪尖。要想躲過密探追蹤，單純“租間房養(yǎng)病”遠遠不夠。中共廣東省委秘書長沈寶同出面，決定為周恩來安排一位“假夫人”——身份體面、行蹤合理，最關鍵還得政治可靠。沈寶同想到秘書處的一名抄寫員：范桂霞。

再往前推幾年，范桂霞的個人命運與時代擠壓交織。1905年，她出生在廣東佛岡一個醫(yī)生之家，父親懸壺濟世，母親勤儉持家。讀中山大學附屬師范時，她接觸新文化運動思潮，加入共青團和廣東婦女解放協(xié)會。1925年，誓言“救國必先救女界”的她光榮入黨。不到兩年，廣州“四一五”大逮捕爆發(fā)，深夜兩點，敵人闖進范家。她從陽臺攀上鄰屋屋頂，躲在煙囪后面熬到天亮，卻失去了重傷的父親和被捕的妹妹。那一夜，十八歲的姑娘記住了血的代價，也學會了在危機中保持冷靜。

輾轉香港后，范桂霞在省委秘書處專做交通聯(lián)絡。1927年10月，沈寶同把她叫到一旁，壓低嗓音：“組織有位病號，需要你照顧。你將以‘李少奶奶’身份出現(xiàn)，不得透露真名?！彼龥]有猶豫，點頭應下。

黃昏的油麻地，汽笛聲中，一輛出租車?？俊钍瓯诚乱晃换杳缘闹心耆?，長衫、鹿皮帽，看不清面容。待對方安臥，范桂霞掀開薄被，心頭一震——是周恩來！年輕的看護暗自打氣：一定護他周全。

護理的三天三夜，緊張得像拉著一根繃緊的弓弦。她每隔一小時測額溫，用毛巾為病人擦汗，拿棉簽蘸水潤唇。第三日清晨，周恩來緩緩睜眼：“這里……哪？”聲音沙啞。范桂霞貼耳，低聲說明。確認她是自己人后，他把目光移到窗外，輕輕點頭。至此，香港秘密據點的“李家夫婦”正式登場。

外界看來，他們是一對在港做生意的年輕夫妻，住廣東道小洋樓，偶爾赴舞會、打麻將、閑逛海旁。事實上，每一次社交，周恩來都在搜集情報、聯(lián)絡同志，而范桂霞負責掩護、傳遞口信。有意思的是，為了演得“像”，周恩來親自教她跳狐步，還捏著嗓子說：“革命者也得會點時髦玩意兒，免得露餡。”一旁的范桂霞忍笑，只記下動作要領。

11月中旬，省委準備在半山堅道召開秘密會議，安全起見不準租車。周恩來身體剛恢復，仍堅持步行上山。斜坡陡，路旁燈火昏黃，他豆大汗珠滾落。范桂霞扶著，悄聲勸：“先生，歇一歇？”他搖頭，再走幾步，腳下發(fā)虛，終于無奈低聲：“太太，我們歇一會兒吧?！倍虝和ｎD后，兩人又踏上石階，直至會址。一位守在門口的青年后來回憶：“那對夫婦舉止嫻雅，誰能想到女的是黨員，男的是中央領導人?！?/p>

會后，周恩來在港整整調養(yǎng)了兩個月。1928年初，他接黨中央急電，需赴上海出席擴大發(fā)會。終于到了告別那天，碼頭晨霧彌漫，汽笛低沉。周恩來握著楊石魂、范桂霞的手，鄭重道：“多謝?！狈豆鹣贾换亓怂膫€字：“這是我應該做的?！彪S著船只遠離，海面恢復寂靜，這段“假夫妻”歲月戛然而止。

不久，范桂霞與失散多時的戀人潘耀芳在香港重逢，兩人結為夫妻，轉赴粵北山區(qū)組織農運。30年代暗流洶涌，多名同志陸續(xù)犧牲，聯(lián)系中斷，夫婦倆被迫隱姓埋名。她靠一支粉筆、一張黑板維生，邊教書邊等待組織信息。抗戰(zhàn)勝利、解放戰(zhàn)爭、共和國成立，世道幾經翻覆，范桂霞才重新接上黨組織。

再說那頓1953年的西花廳家宴，只是昔日并肩者久別重逢的小插曲。真正震撼全國的，是二十三年后傳來的噩耗——1976年1月8日凌晨，周總理病逝于北京醫(yī)院。消息廣播不到一小時，工人放下扳手，學生停下粉筆，街頭巷尾響起低沉抽泣。三天后，靈車緩緩駛過長安街，“十里長街送總理”成為永恒的紀念。

1月中旬，廣州某老城區(qū)的居委會禮堂里，黑紗覆蓋的遺像前擺滿白菊。72歲的范桂霞戴白花，站在最前排。念悼詞時，她忍了又忍，仍控制不住顫聲。讀到“鞠躬盡瘁、死而后已”八字，她眼前一黑，扶案而倒，哭聲戛然而止。鄰座大媽驚慌喊人，才知道這位老師竟是當年香港“李夫人”。消息在社區(qū)低聲傳開，更多人跟著抽泣，卻沒人再去打擾她的私密回憶。

此后八年，范桂霞默默在家鄉(xiāng)頤養(yǎng)。1984年8月22日，鄧穎超以全國政協(xié)副主席身份在北京小禮堂接見老友，為她準備了一只深咖啡色手袋，說是“留個念想”。兩位白發(fā)老婦人站在鏡頭前，相擁而笑，如同重返油麻地的秘密小樓。

1994年，范桂霞病逝，享年八十九歲。地方志給她簡單寫下七行字：革命工作者，曾護送周恩來脫險，后從事教育。知情者不多，卻足夠讓歷史記住。畢竟，在最需要隱身的時候，她用“李夫人”的身份為中國革命護住了火種；在送別總理的那一刻，她用一場突如其來的昏厥，交出了自己的沉痛注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