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春天的金門，海風一陣緊似一陣。夜色剛一落下，海面那頭廈門的燈光隱約可見，像一條細線貼在水天之間。島上的士兵大多已經習慣了這種對峙，巡邏、點名、查房，一切按部就班。只有少數人知道，這一年，中美建交、祖國大陸發(fā)出對臺同胞的“告臺灣同胞書”，氣氛其實已經悄悄變了味。

也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一位27歲的臺軍連長，悄悄把自己的命運推向了一個極端的方向。他叫林正義，幾個月之后，他會改名為林毅夫，被寫進兩岸關系和中國經濟學界的記憶里。

有意思的是，這一切的起點，并不在金門，而是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臺灣一條嘈雜的小街上，一個睡不好覺的孩子身上。

一、從吵鬧街巷里走出的“狀元”少年

1952年，林正義出生在臺灣一個普通家庭，在家中排第四。父親從大陸來到臺灣后，在街邊開了一家理發(fā)店，靠一把剪刀養(yǎng)活全家。家境不算寬裕，吃飽穿暖都要精打細算，更別提什么舒適環(huán)境。

街道白天是人聲鼎沸，夜里依舊喧鬧。酒客的吵鬧聲、收音機的音樂聲混在一起，常常持續(xù)到深夜。對一個孩子來說，這樣的環(huán)境要好好睡上一覺都不容易。林正義小時候經常半夜被吵醒，第二天上課困得睜不開眼，只能站在教室后面聽課。

久而久之，他干脆想了個“笨辦法”。放學回家，他先匆匆吃完晚飯，馬上鉆進被窩，抓緊時間睡一輪。等到夜里街上聲音漸漸小了，他再從床上爬起來，在昏黃的燈下寫作業(yè)、預習功課。這樣折騰下來，每天真正睡眠時間并不多，但安靜學習的時間卻拉長了。

不得不說，這種近乎“苦行僧”式的生活方式，在少年階段就把他的心性磨了出來。長期堅持下來，他的成績一直穩(wěn)居班級前列，幾乎每個學期都是老師口中的“模范生”。對于靠雙手辛苦掙錢的父親，這也是家里少有的安慰。

進入中學以后，他接觸到系統(tǒng)的中國歷史課程。課本上畫著一幅完整的中國地圖，從黑龍江到南海，從新疆到臺灣，一筆連成。老師講到鴉片戰(zhàn)爭、列強入侵、甲午戰(zhàn)敗時，教室里不時一片寂靜。對于正在成長的青少年，這些內容的沖擊不言而喻。

那時的臺灣教科書里，對近代中國屈辱史也著墨頗多。林正義聽得很投入，有時下課鈴響了還捧著書不肯合上。他既憤慨于清末統(tǒng)治者的昏聵無能，也對一批為了救國奔走呼號的知識分子心懷敬佩。孫中山的名字頻繁出現，“振興中華”的口號也深深刻在了一代青年的腦海里。

19歲那年，他以優(yōu)異成績考入了臺灣大學，被很多同齡人視為“人生命運的分水嶺”。在當時的臺灣，能讀上臺大，意味著一條相對穩(wěn)妥而光明的仕途，按一般人的想法，好好讀書、考公職、進入機關，是順理成章的路。

有意思的是，林正義并未滿足于“讀好書、找好工作”的個人安排。進入大學后，他的閱讀范圍迅速擴大，中國近代史、世界近現代史、國際關系、政治思想，都是他常翻的書。通過這些書，他第一次系統(tǒng)接觸到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理論，開始對兩岸政局有了自己的判斷。

課堂之外，他會跟同學討論時局，也會關注島內學生運動的風向。有時校園里出現小規(guī)模的集會、抗議，他也會參與。絕食、游行、寫宣言，這些在當時的臺灣都屬于敏感行動。林正義心里明白，學生的力量有限，但總想做點什么。

一次深夜，他和同學在校園一角對話，旁人偶然聽見他低聲說了一句：“光靠嘴上喊是不夠的?！蹦俏煌瑢W有些驚訝，反問他：“那還能怎么辦？”林正義沉默了一會，只回了四個字：“走進軍隊?！?/p>

二、“棄筆從戎”的連長，為何越走越失望

在普遍奉行“好男不當兵”的臺灣社會，一位臺大學生主動退學從軍，無疑是件轟動的事情。很快，這一消息就傳到了相關部門。對當局來說，這樣的例子極具宣傳價值——“高材生投筆從戎”，既能樹立形象，也有助于鼓動更多青年入伍。

不久后，林正義從普通大學生，轉入在臺灣被視為“黃埔”衣缽的陸軍軍官學校。學費被減免，生活補貼也一并安排上了。更值得注意的是，時任高層的蔣經國親自接見了他，并授予“良好青年”的表彰。這在當年的軍中，是少見的禮遇。

在軍官學校的三年里，他接受的是標準的軍事訓練與政治教育。理論課、戰(zhàn)術課、野外拉練，一個都不少。憑借原本扎實的學習能力，他成績名列前茅，畢業(yè)后被留校擔任排長，又被送往臺灣政治大學攻讀研究生。

對于當時的臺灣而言，“研究生”身份并不常見，更別說還是軍官出身。林正義在學校里的地位相當特殊，既有學術背景，又有軍中經歷，未來仕途似乎一片平坦。上級多次討論他的安排，有人認為他適合長期在軍中培養(yǎng)，有人則希望他將來進入高層機關服務。

經過反復權衡，組織最終把他派往金門前線，擔任284師851旅步五營二連連長。27歲的年輕人，直接被安排到兩岸軍事對峙的關鍵節(jié)點，可見高層對他的信任與期待。

金門的軍營氣氛表面上緊張，實則帶著幾分“慣性惰性”。營區(qū)位置敏感，防務重要，但在長期僵持的局勢下，不少軍官把這里視為展示資歷、積累“前線經歷”的舞臺。林正義初到金門，對島上地形、部隊配置花了不少時間調研，同時也發(fā)現一些讓他心里不踏實的地方。

比如，對岸廈門的燈光就在眼前，可不少士兵卻把夜間游泳當成消遣；演習走流程的成分很重，真正對戰(zhàn)備細節(jié)上心的并不多；某些層級的官員更關心升遷、待遇，對戰(zhàn)事風險缺乏清醒感。這些情況與他心中對“軍人責任”的想象，有著不小差距。

更重要的是，他逐漸意識到，自己早年對“振興中華”的期待和所處體制之間，存在一道難以跨越的鴻溝。在島上，關于大陸的消息，多半通過極其有限的渠道傳來。然而，他時常偷偷打開收音機，搜尋從對岸播來的節(jié)目，聽到的是另一種敘述：恢復高考、經濟起步、改革開放初顯端倪。

夜晚站在海邊，他習慣性地望向對岸。平靜的水面下，是兩種制度、兩種道路的較量。他越來越清楚地感到，如果仍留在原來的軌道上，很難實現心中“為整個中華民族做點實事”的想法。

就在這種內心拉扯之中，一個冒險的念頭逐步成形。他悄悄打量金門到廈門之間的海峽，留意潮汐變化、洋流方向，留心兩岸最窄的距離——退潮時僅兩千多米。對一位身體素質良好的軍官來說，這不是完全不可完成的距離，但危險極大。

那段時間，他一邊正常履職，一邊在心中反復盤算。一次又一次，他問自己：是繼續(xù)在現有體系里等待可能的改變，還是賭上一生，去往那個在收音機里不斷被提及的“新中國”？這個問題，沒有中間選項。

三、冒死橫渡的那個夜晚

1979年5月16日這一天，在營區(qū)表面看起來與往日并無不同。訓練照常，新兵集結、槍械保養(yǎng)、清點物資按流程推進。到了傍晚，林正義卻突然發(fā)布了一道顯得有些詭異的命令：夜間全連禁足，不得私自外出，更不能下海游泳；即便聽見槍聲，也不得離開營房。

對于一群早已習慣夜間活動節(jié)奏的士兵來說，這條命令既突然又古怪。但在軍隊體系里，連長的命令就是命令，更何況眼前這位，還是被視為“前途無量”的明星軍官。大家雖然心存疑惑，卻沒有多問。

夜幕降臨后，營區(qū)逐漸安靜下來。遠處海浪聲隱隱傳來，連同對岸模糊的燈火一起，織成一幅略帶壓抑的夜景。某個時間點，林正義悄悄脫下軍裝，換上準備好的便服。他把自己的軍官證、陸軍官校的資料、政治大學研究生學位證明等，仔細裝進防水袋，系得緊緊的。

他走出營房時，特地繞開熟悉的崗哨路線，沿著偏僻的小路向海邊行去。那雙留下來的鞋，就丟在這條小路旁。脫鞋的一刻，他實際上是在與自己過去的身份做最后告別。

海水冰冷，黑得看不見深度。他深吸一口氣，整個人躍入水中。對于一個從軍多年的人來說，游泳并不陌生，但這一次，他面對的不是訓練考核，而是不容失敗的生死抉擇。海峽看似不寬，夜間洋流卻時而湍急，一旦體力透支，很難有第二次機會。

關于這段橫渡過程，后來他只是簡略提過——中途多次被浪頭打得幾乎透不過氣，雙臂酸麻發(fā)痛，方向感也一度模糊。若不是平時訓練打下的體能基礎，以及對自己路線的反復預演，這次冒險很可能以沉沒告終。

等他終于接近廈門角嶼島附近時，體力已經接近極限。岸邊巡邏的大陸邊防戰(zhàn)士發(fā)現水中異樣后，迅速展開行動，將他救上岸。彼時的他，渾身濕透，氣喘如牛，手中卻仍緊緊抓著那只防水袋。

在簡單核問后，他開口的第一句話，就是表明來意：“是投誠，不是投靠。”隨后，他主動呈上自己的身份證明和學業(yè)材料。對于接待他的大陸方面官員來說，這也是極為罕見的情況——一名臺軍前線連長，以游泳橫渡方式來到大陸，還帶著完整的學歷檔案和軍隊履歷。

不久之后，按照組織安排和安全考量，他被妥善安置并接受調查。各項材料逐一核實后，相關部門對他有了比較清晰的判斷。這位來自對岸的年輕軍官，不僅有扎實的學術背景，還有強烈的民族意識。出于新的生活需要，他在大陸正式改名為“林毅夫”。

與之相對，在金門那一端，他的失蹤引發(fā)了不小震動。營區(qū)找遍了所有角落，只在小路邊發(fā)現那雙鞋。副連長結合那道奇怪的宵禁命令，大致猜到了真相：連長恐怕已經“游向對岸”。上級對此極為惱怒，為避免擴大影響，對外聲稱他“因公殉職”，甚至象征性地給家屬發(fā)放了“陣亡撫恤金”。從那以后，“林正義”這個名字，在臺軍內部成了一個敏感話題。

四、北大校園里的新起點

來到大陸之后，如何安排林毅夫的去向，是一個需要慎重考量的問題。既要從政治上把握立場，也要考慮個人特長與發(fā)展方向。很快，他提出一個樸素的要求：希望能繼續(xù)上學，系統(tǒng)學習經濟學。

在改革開放剛剛起步的年代，人才極為緊缺。相關部門經過研究，批準他進入北京大學經濟學系深造。對于曾經的臺大高材生、軍官學校優(yōu)秀學員而言，重回校園并不陌生，但此時的意義已完全不同。

那時的北京，變化的氣息已經顯現出來。街頭的商品種類逐漸豐富，建設工地多了起來，各個領域的改革探索此起彼伏。林毅夫在這里，第一次以親身經歷的方式感受到大陸社會的整體躍動。他曾經在收音機里零碎聽到的那些詞——“改革”“開放”“四個現代化”等等，現在都變成了具體的實踐場景。

在課堂上，他沉下心來補基礎、讀經典。中國當下的經濟問題、農業(yè)生產方式的轉型、工業(yè)化路徑的選擇，都是他關注的重點。課堂之外，他廣泛閱讀國外經濟學著作，英文能力也在大量閱讀中迅速提升。

有意思的是，他的經歷在北大校園里頗為特別。一位來自臺灣的前軍官，在課堂上同老師討論資源配置、制度變遷，在圖書館里翻閱厚厚的經濟學原著，這本身就是改革開放初期中國大學校園的一幅生動畫面。

1980年，一位重量級人物出現在北大——美國芝加哥大學知名經濟學家、西奧多·舒爾茨，這位學者剛剛在1979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以對農業(yè)經濟和人力資本理論的研究聞名學界。他受邀來華訪問，需要一位既懂經濟學又能流利用英文交流的學生作隨行翻譯。

在當年的中國高校，要找到這樣的人選并不容易。經過打聽與推薦，林毅夫的名字被提了出來。接到任務時，他難免有些忐忑，擔心專業(yè)術語翻譯不到位，影響整個交流效果。

舒爾茨在北大的講座，從淺入深。起初是通俗的經濟發(fā)展故事，隨后逐步談到農業(yè)生產率、人力資本投資等理論問題。林毅夫很快適應節(jié)奏，翻譯時既準確又流暢，還能在必要時用幾句簡明的話幫助現場師生理解。舒爾茨注意到了這個年輕人，對他的理解力和反應速度頗為驚訝。

在一次休息間隙，兩人有過一段簡短而關鍵的對話。舒爾茨問他未來的打算，林毅夫坦言，希望能系統(tǒng)鉆研經濟學，為中國的發(fā)展提供更有價值的思路。舒爾茨思索片刻，向他發(fā)出了邀請——到芝加哥大學讀博士，由自己指導。

對于任何經濟學學生而言，這是極難拒絕的機會。經過必要程序和安排后，1982年，林毅夫從北大畢業(yè)，遠赴美國芝加哥大學，開始攻讀經濟學博士。

五、遠渡重洋，又原路返回

在芝加哥大學，經濟學界的眾多名家云集，各種流派交鋒激烈。對一位來自中國、中文思維很重的學生而言，適應這樣的環(huán)境并不輕松。課堂上問題密集、閱讀量龐大、數據分析要求嚴格，每一門課都像一次“攻堅戰(zhàn)”。

但長期刻苦學習磨出來的韌勁，在這里再次發(fā)揮作用。他仔細研讀教材和論文，認真參與討論，從理論到方法逐步打牢基礎。關于發(fā)展經濟學、農業(yè)經濟、制度變遷等方向，他尤其用心，試圖從中找到與中國現實相契合的路徑。

生活條件方面并不寬裕。雖然拿到了獎學金，但在消費水平相對較高的美國，日常開銷依舊很緊張。他節(jié)儉到幾乎每一筆支出都要掂量。有時，遠在臺灣的父母通過各種渠道輾轉匯來一點錢，多少緩解些壓力。

1986年，他順利完成博士論文答辯，獲得經濟學博士學位。這在當時有特殊意義——改革開放以來，從大陸走出去并在世界頂尖大學拿到經濟學博士者屈指可數，他是最早的一批，甚至被視為“第一人”。

這一年，他的妻子陳云英也在美國攻讀博士，帶著孩子一同堅持學業(yè)。為支持家庭，他一邊在耶魯大學做博士后，一邊開始與國內高校、研究機構建立聯系。美國一些知名學術機構和國際組織也向他發(fā)出橄欖枝，其中不乏世界銀行這樣待遇豐厚的單位。

面對這些選擇，他的態(tài)度出人意料地堅定。多方考慮后，他決定放棄在美國的優(yōu)厚機會，堅持回到中國工作。對于這一點，他后來談得不多，只是簡單歸結為“心里有一筆賬”，認為真正能發(fā)揮所學之處，還是在那片熟悉而又正在快速變化的土地上。

1987年，林毅夫攜妻帶子，正式回到中國大陸。他的生活軌跡至此發(fā)生根本轉折，從“臺灣籍軍官”變成“大陸高校學者”，從橫渡海峽的冒險者，轉為中國經濟改革和發(fā)展道路上的參與者與思考者。

六、扎進農村問題里的學者

回國后，林毅夫很快把研究焦點對準了占中國人口大多數的農村。20世紀80年代末的中國，城市改革轟轟烈烈，農村也在聯產承包責任制之后尋找新的發(fā)展路徑。如何既推動農業(yè)增產，又提升農民收入，同時建立初步的社會保障體系，是擺在決策層和學術界面前的一道硬題。

他提出一個樸素而尖銳的判斷：中國要想整體起飛，農民問題繞不過去。他花大量時間深入研究農村改革成效與不足，分析制度變動對農民行為的影響，關注農業(yè)生產率變化背后的機制。

在這樣的研究基礎上，他發(fā)表了《中國的農村改革及農業(yè)增長》等重要論文，引發(fā)廣泛關注。國內不少學者認為，這些研究為認識改革以來農業(yè)增長的動力提供了有力支撐，海外學界也頻頻引用，試圖通過中國經驗重新思考發(fā)展經濟學的一些既有結論。

不久之后，他聯合一批有志于實證研究和政策討論的學者，在北京大學組建了中國經濟研究中心（CCER）的前身組織，專門聚焦中國經濟問題研究，尤其是農村改革、企業(yè)轉型、金融制度等現實議題。1994年，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正式在北大掛牌，他出任首任主任。

這個機構后來在中國經濟學界取得了極高的影響力。各種關于制度變遷、市場化改革、發(fā)展模式的研討，在這里密集展開。國內外學者往來頻繁，許多觀點和政策建議都從這里孕育、成熟，再被更廣泛地討論與吸收。

值得一提的是，林毅夫并不把自己定位為“象牙塔里單純搞理論”的人。他經常參與農村實地調研，與農民、基層干部面對面交流，把第一手觀察與宏觀理論結合起來。在不少政策討論會中，他提出的意見，都帶有實情考察的痕跡，而不是純粹的模型推演。

隨著時間推移，他的名聲愈發(fā)響亮，被推選為第七、八、九屆全國政協委員，逐步進入國家重要決策咨詢圈子。新世紀前后，中共中央制定“十五”規(guī)劃時，他參與有關章節(jié)的起草工作?？梢哉f，從這時起，他已經不只是學術圈內的研究者，而是名副其實的“國家智囊”成員之一。

七、世界銀行副行長與“頂級智囊”的名號

2008年，對林毅夫而言，是一個關鍵時間點。這一年，他被任命為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兼高級副行長。這是世界銀行歷史上第一位來自發(fā)展中國家的首席經濟學家，也是一位來自中國的經濟學家首次進入這個位置。

在世界銀行任職期間，他反復強調“后發(fā)國家要在比較優(yōu)勢基礎上追趕”的思路，主張根據各國自身條件選擇合理發(fā)展路徑，而不是簡單照搬發(fā)達國家模式。這些觀點，與他多年研究中國經驗積累下的認識一脈相承。

在國際場合中，他同時扮演著兩個角色。一方面要就全球發(fā)展問題提出政策建議，另一方面也通過各種渠道向外界介紹中國改革開放的實踐邏輯。對于外部世界涉華認知中的一些誤讀和偏見，他會用數據和經驗回應，用學術語言解釋制度選擇背后的經濟理由。

與此同時，在國內，他繼續(xù)在北大教學研究，指導大批青年學者。許多后來活躍在政策研究機構、政府部門、金融系統(tǒng)和高校中的人物，早年都曾在他的課堂里聽課，或在他的課題組中參與研究。有人說，他既是經濟學界的一面旗幟，也是“傳幫帶”傳統(tǒng)的積極踐行者，這話并不夸張。

有意思的是，與他在經濟學領域的建樹相比，他的家庭另一半也同樣不平凡。妻子陳云英回國之后，專注于特殊教育領域。她組織團隊創(chuàng)辦特殊教育研究機構，推動針對殘障兒童與家庭的教育實踐，被很多業(yè)內人士視為中國特殊教育的開創(chuàng)者之一。夫妻兩人，一個深耕宏觀經濟，一個投身特殊教育，同樣在各自領域傾注心血。

在不少媒體和學界討論中，“中國頂級智囊”這個說法逐漸與林毅夫的名字聯系在一起。其含義，既包括他在經濟學界的貢獻，也包括他在國家重大決策咨詢中的長期參與。

八、對父母的愧疚與兩岸未了的牽掛

事業(yè)上的光鮮，并不能掩蓋他心中某些難以彌補的遺憾。對林毅夫來說，最沉重的一塊，來自親情。

自從1979年那次夜游金門之后，他與臺灣老家的聯系變得異常艱難。兩岸長期對立，使很多原本再自然不過的家庭團聚，變成了幾乎不可能完成的事情。按照臺方的定性，他屬于“叛逃軍官”，一旦踏上臺灣土地，就可能立即被逮捕。

上世紀90年代中期，母親在臺灣病重。1996年，她最終離世的消息傳到北京時，他已經在大陸有了一定名望，也承擔著不少工作。得知噩耗，他第一反應是想要回去奔喪，哪怕只是在靈前跪上一次，也算盡子道。

然而，相關申請遭遇嚴厲拒絕。種種阻撓之下，他無法回鄉(xiāng)，只能站在大陸海岸線，面向臺灣方向長跪，磕了三個頭，這成為他心頭永遠難以平息的酸楚一頁。

2002年，父親病逝。消息傳來時，他已經年近五十，多年的經歷讓他更能克制情緒，但真正面對生死離別時，那些克制瞬間變得脆弱不堪。他再次提出回臺祭奠的請求，臺灣家人也希望父子能有最后一面。為了等他回家，靈堂在門口搭了二十多天，遲遲未敢入殮。

然而，臺方再次拒絕，甚至公開表示，一旦他踏入臺灣，就會以“叛逃罪”名義予以逮捕。這樣的表態(tài)，對一個離家多年的游子而言，無異于又一次殘酷的劃線。最終，他只能在北京的家中設立簡易靈堂，對著父親的遺像長跪不起，以這種“隔空送行”的方式，完成為人子女最后一份心意。

這些經歷，外界知道的并不算多，但足以讓人理解他對兩岸關系的看法為何格外復雜而深沉。對于“統(tǒng)一”這個詞，他并不常在公開場合做情緒化表述，而是把更多精力放在研究如何讓一體化過程中的經濟成本最小化、社會利益最大化。只是，在一些稍稍放松的場合，他也會坦率說出一個期盼——兩岸早日結束這種讓無數家庭“有家難回”的狀態(tài)。

時至今日，他已年過七十，卻依舊活躍在講臺和學術會議中。北大校園里，時常可以看見他拿著講義走向教室的身影。幾十年來，他從金門海邊的年輕連長，走到世界銀行副行長，再回到中國高校的課堂，身份不斷轉換，未變的是圍繞中國命運所做的持續(xù)思考。

回望這一切，從1979年那個漆黑海夜算起，已經過去了很長時間。那一段冷海中的掙扎，在后來漫長歲月里一步步延伸成學術道路、政策建議和人才培養(yǎng)軌跡，也悄然勾勒出一個時代里知識分子與國家彼此塑造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