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月的皖南，雪粒子砸在臉上像小刀子割。新四軍政治部主任袁國平的右腿被子彈打穿了，血把棉褲浸成黑紅一片，連站都站不穩(wěn)。警衛(wèi)連副連長李甫帶咬著牙背他，腳底下的泥坑深一腳淺一腳——前面是國民黨軍的機槍口，后面是追上來的追兵，這局面換誰都得慌。袁國平趴在背上喘氣，心里門兒清：自己這累贅再跟著，就是兩條命搭進去，要么死要么當(dāng)俘虜。他早說過“最后一顆子彈留給自己”，現(xiàn)在這時候到了。

趁李甫帶彎腰躲炮彈的空當(dāng)，袁國平摸出兜里僅有的三塊大洋和一本磨破了皮的筆記，硬塞進他懷里：“這是最后黨費，拿著?！本o接著槍響了。李甫帶回頭一看，袁國平靠在枯樹上，眼睛滑到鼻尖，手里的手槍還冒著煙。這一年，他才35歲。

大伙都知道他是新四軍頂梁柱，可沒幾個人知道，這個架著高度近視鏡、一臉書生氣的男人，是我軍政治工作的“開山鼻祖”——羅榮桓、譚政后來都得排在他后頭。原本是拿筆桿子的讀書人，咋在戰(zhàn)場上練出鐵石心腸？得從他兩次生死關(guān)口說起。

頭一回是1927年，南昌起義敗了，廣州起義也敗了，張?zhí)锥紶奚??；h小學(xué)操場里，攏共一千二百來號殘兵，槍還缺九十條——有的槍托斷了，有的沒子彈。擺在眼前兩條路：要么分槍領(lǐng)路費回家，要么捏合起來接著干革命。袁國平選了后者，和葉鏞、徐向前站出來，扯起“工農(nóng)革命軍第4師”大旗。

他先當(dāng)參謀長，后來當(dāng)黨代表。這哪是湊人頭？是“回爐重造”。他在游擊圈里搗鼓出油印《紅軍生活》和土雜志《造反》，還找老同學(xué)賀淥汀寫《暴動歌》。這招險是險，但準得很——紅4師后來在海陸豐死磕，雖說傷亡大，可護住了革命火種。要是當(dāng)初散了，這一千多人早成歷史灰塵了。

第二回是1938年，新四軍剛成立，南方8省14個山頭的游擊隊湊的。這幫兄弟打仗豁得出去，可誰也不服誰，山頭主義重，沒政治概念。不少人喊著練軍事，袁國平偏說“建軍先建人，建人先建腦”。他把延安抗大那套搬過來：辦《抗敵報》，寫《新四軍政治工作十講》當(dāng)教材。

最絕的是掃盲招：行軍時前頭人背包貼生字，后頭人邊走邊認。這招看著虛，其實務(wù)實——苦日子里撐著人的不是槍法，是信念。陳毅后來夸他“搞宣傳鼓動真有一套”，他和陳毅弄的《新四軍軍歌》，現(xiàn)在聽著還熱血。

可每步選擇都得付代價，袁國平付的是價。1927年打仗前，他給老娘寄照片，背面寫“兒愿拼熱血頭顱戰(zhàn)死沙場，萬一活著回來再跟阿母重逢”。長征時，他的戰(zhàn)馬馱傷員，媳婦邱一涵裹過小腳，用三寸金蓮走完二萬五千里。

三個娃全送回老家：大閨女袁曉英13歲當(dāng)童養(yǎng)媳，小閨女袁小英兩歲凍餓沒了，兒子袁振威八個月大送人，跟著瞎眼奶奶要飯，好幾次差點餓死。這種犧牲普通人想都不敢想，可袁國平在給哥的信里寫“愿將頭顱拋原野，不隨池流逐濁波”。

1941年那槍，是他最后一次兌現(xiàn)諾言。王首道挽聯(lián)寫“首義南昌，發(fā)展紅軍豐功在；抗敵江南，堅持革命壯志存”，這是對他一輩子最好的注解。那個黃埔軍校里愛讀文學(xué)的毛頭小伙，用最壯烈的方式，交了職業(yè)革命家的滿分答卷。

參考資料：《黨史博采》《新四軍軍史》《袁國平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