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魯迅寫了一篇小說《風(fēng)波》，是關(guān)于一條辮子的。

七斤是個撐船的，在城里被抓住剪了辮子，辛亥革命了。因為經(jīng)常撐船從魯鎮(zhèn)到城里，總能聽到新鮮事，他也算是個見過世面的人物了。有一天他回到村子里悶悶不樂，原因是聽說“皇帝坐了龍庭了”，咸亨酒店里的人們議論紛紛，要有辮子，他卻沒有。七斤嫂也慌神了，埋怨他的光頭。這時來了一個趙七爺，這老頭是方圓三十里內(nèi)的學(xué)問家，他會讀《三國演義》，還知道五虎上將的姓名。

趙七爺?shù)拇_有見識。革命以后，他的辮子是盤在頭頂?shù)?，這高招說明他太有見識。但是今天他把辮子放了下來，七斤嫂就知道看來世道的確有變，七斤這是要完了。

趙七爺說，沒有辮子可是大事。他說長毛的時候，留發(fā)不留頭，留頭不留發(fā)；說“沒有辮子，該當(dāng)何罪，書上都一條一條明明白白寫著的”；說張大帥（張勛）是燕人張翼德的后代，手使丈八蛇矛，有萬夫不當(dāng)之勇。人們?nèi)紘槈牧?，預(yù)感到七斤這次兇多吉少。

但過了十幾天，七斤嫂看見趙七爺坐在門口看書，他的小辮子又盤在頭頂上了，就回來跟七斤說，是不是皇帝不坐龍庭了？討論了半天，都認(rèn)為看來“不坐了罷”。一家人還是重復(fù)過去的日子，上有九斤老太，下有女兒六斤，關(guān)于辮子的風(fēng)波就這樣過去了。

1925年3月，魯迅在給許廣平的信中說：

此后最要緊的改革國民性，否則，無論是專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雖換，貨色照舊，全不行的。

魯迅的這篇小說，也正是探討國民性問題：要想從根本上取得成功，必須要改造思想意識。

辛亥革命是“換了招牌”，但對人們的影響，就是少了一根辮子，人還是那樣的人，社會還是那個社會，生活沒有發(fā)生什么變化。然而剪辮子也絕非易事，頭上的辮子難剪，剪心中的辮子更是難上加難。

七斤七嫂等人當(dāng)然是無知、麻木、盲從。七斤雖然經(jīng)常跑城里，見識卻只停留在“什么地方，雷公劈死了蜈蚣精”，“什么地方，閨女生了個夜叉”這個層面上，他稀里糊涂被剪了辮子，又擔(dān)驚受怕想要辮子，他對為什么剪辮子一無所知。七嫂更是愚昧，聽說皇帝又坐了龍庭，她說太好了，“這不是又要皇恩大赦了么”，她的腦子里，只有皇帝登極大赦天下。待想到老公沒了辮子，就大罵他是“活死尸的囚徒”。又有九斤老太一個勁地嘟囔“一代不如一代”，你看這鞭子豈是輕易能剪掉的？

趙七爺，魯迅是塑造了一個妄圖復(fù)辟的形象。他有些墨水，但是他極端維護(hù)專制制度，用滿嘴胡說八道愚弄鄉(xiāng)民。不過我想這個形象也許還有另一種可能，即他不但保守，還是個滑頭，他不僅是愚蠢，他還是個壞蛋，這種辮子更難剪。他的辮子可以盤，可以放，他明明沒有剪，但貌似又剪了，他的長衫可以脫下，也可以隨時穿上，總之他收放自如，左右逢源。

七斤七嫂們都值得同情，而趙七爺才是最壞的。什么事實，什么邏輯，什么科學(xué)，他都沒有，他只用舊書忽悠百姓就行了。魯迅寫這篇小說的同時期，林語堂說，在中國，三國演義的故事必須要知道，不知道不能算是中國人。魯迅讓趙七爺熟讀《三國》，把張勛說成張翼德后代，正是因為如此騙人，最是方便簡捷。

小說中還有一個人物，就是七斤的女兒六斤。這是個六七歲的小女孩，裹了腳，一瘸一拐地走。二十年代，各地紛紛在禁止纏足，但是進(jìn)展緩慢，八十年代我在村里，經(jīng)常能看到裹了小腳的老人。魯迅寫這個人物，仍然是《狂人日記》中“救救孩子”的吶喊。

1918年，《北京大學(xué)日刊》發(fā)表李大釗記錄的一首歌謠：“不剃辮子沒法混，剃了辮子怕張順（張勛）”。一條辮子，不剪不行，剪了也不行，到底咋個行，竟然誰都說不清。

小時候看過馮驥才的長篇小說《義和拳》，大概是七十年代末期的作品，幾年之后我就讀到了他的《神鞭》，這兩篇小說都寫了義和團(tuán)，但從技巧到主題，完全不同，從中可以看到當(dāng)代文學(xué)在改革開放后的巨大轉(zhuǎn)變。

《神鞭》說得好：祖宗的東西再好，該割的時候就得割。

從魯迅提出“辮子問題”，一直到八十年代，仍然在回答這個問題，可見剪辮子根本不是理發(fā)的事。

硯邊翮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