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參考歷史資料結合個人觀點進行撰寫，文末已標注相關文獻來源

（石獅）

清朝嘉慶年間，廣東和平縣。

夏季，縣衙門口的石獅子被太陽曬的發(fā)燙，一個身穿短衫的中年人匆匆走過，看他的表情，面露難色，仿佛是遇到了什么糟心事兒。

此人，叫做蕭延佑，是和平縣縣衙的書吏，是戶房書吏，主要負責衙門里的錢糧賬目。

可以說，蕭延佑最近這段時間，很不好過。

事情要追溯到兩年以前，即嘉慶十三年，和平縣前前任趙知縣在任時，縣里有幾個月下大雨，把縣衙里的幾間房子給沖塌了，趙知縣自掏腰包，給蕭延佑拿了一千三百兩的銀子，讓他負責去采買木料，用以修繕縣衙。

請注意，這筆錢還不是公款，而是趙知縣自己負擔的。

結果呢，這錢給了蕭延佑，蕭延佑根本就沒往正地方使，他自己給花了，至于干什么了，賭博，喝酒，逛花樓，那都有可能，反正錢叫蕭延佑挪作他用，全都花沒了。

一段時間之后，趙知縣一看蕭延佑木料沒買來，就叫蕭延佑把錢還給他，可蕭延佑左一個拖延，右一個等幾天，一直到趙知縣已經離任了，到別處履職去了，這筆錢蕭延佑還是沒還。

一千三百兩，這不是一筆小錢，趙知縣走的時候心心念念，還請接替他的萬知縣接著幫他要。

我們知道明清兩代的知縣，都是流官，極少有長期任職的，在一地頂多也就是兩三年，萬知縣在和平縣干了兩年，也一直找蕭延佑要錢，可蕭延佑還是各種推諉，反正說白了一句話，不是不還，是暫時拿不出來。

我們可能會覺得這挺匪夷所思的，因為一個是知縣，一個是書吏，本屬上下級之列，身份上細究又天差地別，蕭延佑就敢這么欠錢不還？

您別說，他還真敢。

（書吏）

畢竟知縣是流官，是外地來的，他們本質上都只是通過科舉或者捐納而取得官位的讀書人，對本地的風土人情，社會情況，財稅賬目其實是兩眼一抹黑。

蕭延佑呢，像他這種書吏，大多數都是本地人，甚至都是祖孫三代，代代傳承下來的，他們雖然是吏，要供知縣驅使，但他們其實比知縣在本地混的更開。

土生土長，哪兒都熟悉，知縣要辦事，離不開他們。

所以，做知縣不易就在這里，本質上你是來拜碼頭的，你是過路人，對于這些小吏，你又要提防他們，還得任用他們，甚至輕易不能得罪他們。

就拿蕭延佑來說，他是戶房書吏，那他就掌握了和平縣的錢糧賬目的核算與檔案管理，蕭延佑配合知縣工作，知縣才能順利的在任期內完成稅收，征糧，奏銷等事務，如果你把蕭延佑得罪了，他要整你，那很容易，隨便在賬目上做點手腳，保管你焦頭爛額，吃不了兜著走。

何況，萬知縣畢竟只是代為要賬，他就沒有那么上心，錢要的回來要不回來本質上跟人家沒關系，所以萬知縣任期一到，也走了。

已經離開和平縣多年的趙知縣還惦記這些錢，他還不放棄，他又托新到任的，接替萬知縣工作的塞知縣幫他接著要。

塞知縣，本名塞善喜，這位仁兄倒是非常負責，幫知縣要錢要的老認真了，是三天一小催，五天一大催，可以說是盯著蕭延佑要錢，蕭延佑本以為這么長時間了，這筆錢可以賴過去，可沒想到碰上這么一個愣頭青，整天追在自己身后要錢，蕭延佑實在是沒辦法，他東拼西湊，整個和平縣里自己認識的朋友借遍了，好容易借到一千兩。

還差三百兩，蕭延佑無論如何是湊不上了。

思來想去，蕭延佑想到了一個人，這個人名字，叫做徐元熹。

徐元熹，是和平縣的富戶，著名鄉(xiāng)紳，非常有錢，蕭延佑平素和徐元熹倒是沒有太多往來，至少關系還到不了張嘴借錢的地步，但徐元熹和塞知縣關系匪淺，兩人不僅是知交舊友，還有同考之誼，兩人曾經參加過同一場科舉考試，這兩個人是論的上關系的。

蕭延佑的鬼點子很快就來了——他親登徐府，以塞知縣的名義，找徐元熹借了三百兩白銀。

（鄉(xiāng)紳）

徐元熹和塞知縣的私交到沒到可以借錢的程度，那無從得知，可是既然塞知縣已經開口，徐元熹也不好拒絕，只好拿了三百兩銀子出來。

蕭延佑詐騙做全套，把錢拿了之后，他還給了徐元熹一張收據。

收據上白紙黑字，寫的正是塞知縣的親筆簽名。

當然這是偽造的，是蕭延佑托他的朋友袁霧云造的假。

這個袁霧云，以前是縣衙的筆帖式，專門搞文書工作的，此人更有絕技，那就是可以完美復刻所有他見過的字跡，這張收據上足可以假亂真的塞知縣的簽名，就是出自袁霧云之手。

一頓操作，蕭延佑終于是湊夠了一千三百兩，把錢還給了趙知縣，算是解決了一件煩心事兒。

不過您說這事兒能瞞得住嗎？這不是玩火么？肯定是瞞不住的。

幾個月之后，塞知縣在家里宴請賓客，徐元熹也在受邀之列，兩個人閑聊，聊著聊著徐元熹就問塞知縣，說上次那三百兩銀子您已經收到了吧？

塞知縣一愣，說什么銀子？

徐元熹說，就是您派書吏蕭延佑找我借的三百兩銀子啊。

塞知縣一頭霧水，說我沒有讓蕭延佑找你借錢啊。

倆人這么一碰，一交換信息，蕭延佑直接就露餡了。

塞知縣火冒三丈，他馬上就把蕭延佑叫來當面對質，那還對什么質啊，沒有那個必要了，蕭延佑實話實說，說的確是自己冒用知縣的名頭，誆了徐元熹三百兩銀子。

此事的后續(xù)是，塞知縣把蕭延佑暫時關到了牢房里，以示懲戒，還勒令蕭延佑盡快把那三百兩銀子如數退還。

當然這是一筆爛賬，那三百兩加上之前蕭延佑借的一千兩，蕭延佑早就還給趙知縣了，你再叫他還錢，那又不知是何年何月了。

這塞知縣啊，和徐元熹的關系，看來一般，吃飯的時候徐元熹提這個事情，本意就是怕塞知縣賴賬不還錢，現在真相大白，雖然徐元熹知道了這錢不是塞知縣借的，而是自己上當受騙了，但在徐元熹的視角來看，無論是誰騙走了自己三百兩，這事兒都和縣衙有關，那你塞知縣就應該對我負責。

可是在塞知縣看來，徐元熹純屬輕信小人，他的損失是他自己造成的，自己可以幫助徐元熹，敦促蕭延佑趕緊還錢給徐元熹，但要說為此事負責，恐怕還負責不到自己頭上。

（知縣）

蕭延佑始終也不還錢，這算是把塞知縣和徐元熹的關系給弄惡化了，兩個人都認為有問題的是對方，往日舊誼不再（當然舊誼也不是很深），慢慢的可就結上梁子了。

又過了一段時間，到年底，快過年了，縣衙催繳本縣的錢糧稅賦，塞知縣正好查到，哎，這徐元熹名下有一筆錢糧還沒繳，塞知縣馬上就派了一個叫做李沛的衙役去催收，讓徐元熹趕緊把錢糧交上來。

正常來說徐元熹是會給的，但是這回他沒給，因為他覺得衙門還欠著自己三百兩呢，怎么好意思又來找自己要錢呢？

所以他就沒給，不僅沒給，而且態(tài)度惡劣，在李沛催繳的過程中，徐元熹還和李沛爭執(zhí)了起來，甚至還動上手了，心里始終壓著一股氣的徐元熹踢了李沛一腳，這一腳不輕，正踢在李沛的肋骨上，把李沛踢成了重傷，好幾個月下不來床。

有讀者可能會問，說這徐元熹也太囂張了？他敢和塞知縣作對，還敢毆打差役？

很簡單，徐元熹是和平縣有一號的鄉(xiāng)紳富戶，在清代，國家權力在地方的延伸，朝廷維持治安，建設鄉(xiāng)村，很大程度上要依賴鄉(xiāng)紳的配合，很多時候一個知縣見到了本縣有影響力的鄉(xiāng)紳，那都是要禮讓三分的，而且徐元熹不是簡單的富豪鄉(xiāng)紳，他還有官身，幾年前花錢買了一個州同的職務，當然只是榮譽職務，沒有實封，就是顯得體面而已，但這就夠了。

您要知道州同是從六品，而知縣只是正七品，從官銜上說，徐元熹比塞知縣還要高半級，徐元熹壓根就沒把塞知縣放在眼里。

李沛躺在床上哎呦哎呦的發(fā)出陣陣疼痛的呻吟聲，塞知縣臉色鐵青，這哪兒是打李沛啊，這不是打自己的臉嗎？

塞知縣決定要還以顏色，畢竟自己是實權知縣，而徐元熹所謂州同，不過是虛名而已，塞知縣就尋思，自己要想個什么辦法，弄個什么由頭來整治一下徐元熹，但是萬萬沒想到，塞知縣這還在理論階段，在策劃階段，徐元熹已經搶在塞知縣的前頭，先對塞知縣下手了，他派人到廣東總督府和巡撫衙門，檢舉揭發(fā)，說和平縣塞知縣伙同書吏騙了自己三百兩的銀子，這還不算，徐元熹還控告塞知縣治政不力，縱容盜匪，甚至還意圖謀反。

徐元熹啊，名義上是州同，可他畢竟沒真正做過官，在鄉(xiāng)紳的圈子里，兩個鄉(xiāng)紳之間有矛盾了，其中一個鄉(xiāng)紳搶先去告狀，那很大概率就是先下手為強，誰先開口誰占理，所以徐元熹的邏輯很簡單，你塞知縣想整我？我先把你告倒了。

（另有一些史料記載的是，徐元熹結怨頗多，在狀告塞知縣勒索，敲詐等的同時，徐元熹還檢舉揭發(fā)了和平縣其他一些跟他有仇的人要謀逆造反）

他告塞知縣勒索錢財，政績不行還說得過去，總督和巡撫也許日理萬機，無暇細查，有可能就會聽信徐元熹的一面之詞，但謀反就不一樣了。

謀反是什么？這是十惡不赦之罪，而且還是十惡不赦中的首罪，徐元熹的本意是引起總督和巡撫的重視，而且這個罪名足夠大，可以把塞知縣往死里整。

（引火燒身）

但是他不知道的，在清代的政治邏輯中，謀反這兩個字一旦進入流程，這就意味著，辦案的人不能有任何的疏忽，如果查漏了，查慢了，出現什么不可控的后果，辦案的人都是要承擔責任的，所以必然是慎之又慎。

當徐元熹的舉報信送上去的時候，總督和巡撫的第一反應不會是把塞知縣抓起來，而是會全面的進行分析調查，不僅調查塞知縣，還會調查徐元熹。

調查必然是全方位的，既然有人舉報謀反，那么舉報者本身也必須被審視，你想渾水摸魚，栽贓陷害那是不可能的了，誰讓你告的是謀反罪呢，官員們必然會查清事實，厘清責任，因為誰也不想出紕漏，事后攤責任。

你徐元熹是誰？為什么知道塞知縣謀反？你是怎么發(fā)現的？你和塞知縣又是什么關系？你有沒有誣告的動機？

甚至說，無論是告誰謀反，只要你提到這個事情了，那問題就嚴重了。

好嘛，這一告，把徐元熹自己給告進去了。

總督和巡撫一頓查，很快就查實了塞知縣是被冤枉的，沒有任何證據能證明塞知縣有謀反的形跡，包括塞知縣勒索錢財，政績等問題也是子虛烏有，都是誣告。

要知道在清代，誣告是要反坐的，你誣告別人殺人，如果被查實是誣告，你就要承擔殺人的罪名，你誣告別人謀反，就相當于是你謀反。

這還不算呢？總督和巡撫對徐元熹進行了詳實的調查，發(fā)現徐元熹不僅誣告，他多年來在和平縣也是欺行霸市，為禍民間，干了不少的壞事，而且徐元熹誣告別人不是第一回了，多年來他但凡和人結怨，動輒就是惡意舉報，攀咬潑臟水，這是個慣犯了。

一切調查明了，總督和巡撫對徐元熹簽發(fā)了處理意見：

杖一百，流放三千里。

杖刑這東西，打的輕別說一百，三百也和撓癢癢一樣，可是打的重，三五棍子就能要人命，從杖刑出現以來，還沒有人能挨過一百棍子還能生還的記錄。

這是省一級介入的案件，誰敢玩貓膩？誰敢在徐元熹的量刑上動手腳？輕打是不可能了，必然重打，就算有奇跡出現，徐元熹僥幸沒死，這流放三千里，他不早晚還是個死么？
徐元熹倒是很有前瞻性，對他的判決還沒下來，他竟然就得病死了。

至于塞知縣，本來在某種程度上算是受害者，但總督府和巡撫衙門對塞知縣也提出了嚴厲的批評，說徐元熹這樣的惡徒，早就應該抓起來被定罪處理，但和平縣衙卻坐視不理，任由徐元熹在縣里為非作歹多年之久，那作為知縣，你就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你這就是糊涂無能，有乖職守，上級官員大筆一揮，直接就把塞知縣給，革職了..

參考資料：

《清史稿》

《清仁宗實錄》

黃中科.清朝胥吏在州縣司法中的作用及規(guī)制研究.云南大學,2023

韓碩.清代藩臬兩司書吏制度因革研究.暨南大學,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