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在馬里千翻開日記本的前一天，南方桂柳前線傳來的消息讓人透心涼：日本人已經(jīng)打過了大榕江。

大半個中國被打得支離破碎，可偏偏在西北哈密這片地界，另一場聽不見槍響的“硬仗”，正在戈壁灘上死磕。

這仗打得沒硝煙，對手是漫天的黃沙、毒辣的日頭，還有一條掐著國家咽喉的公路。

馬里千這天的任務(wù)是從哈密往七角井趕，這趟路一百九十公里。

擱現(xiàn)在，一腳油門下去，兩個鐘頭也就到了。

但在1944年，這就是一道鬼門關(guān)，得耗上一整天，而且每往前挪一步，都得在心里打無數(shù)個算盤。

咱們不妨把這事兒掰開了揉碎了看看，那時候的人想在戈壁灘上活命，心里得算清幾筆什么樣的糊涂賬。

頭一筆賬，是拿“時間”換“腦袋”。

天還沒見亮，馬里千就爬起來了。

外頭阿訇晨禮的喚禮聲剛響起來。

按老理兒說，出門趕路講究個“趕早不趕晚”，尤其是穿戈壁，早走一分鐘，心里就踏實一分。

可他愣是沒動窩。

車輪子在龍王廟跟前剎住了，這一腳剎車踩下去，半天沒動靜。

圖個啥？

圖軍隊的護送。

這決定看著挺不著調(diào)：明知道路遠（一百九十公里戈壁灘），明知道天黑前趕不到宿營地得玩命，為啥還要把大清早的金貴時間耗在廟門口死等？

理由很簡單，在1944年的新疆，治安比時間值錢。

那會兒世道亂，單槍匹馬在沙漠邊上晃悠，碰上的可能不光是沙塵暴，保不齊就是土匪或者散兵游勇。

馬里千心里跟明鏡似的：要是沒幾桿槍護著，這一百九十公里就是去送死。

與其貪那點趕路的時間，不如把命保住。

這一等就等到八點一刻，車隊才算挪窩。

這時候日頭早就爬上來了，照著遠處天山頂上的積雪，晃眼得很。

景色是真不錯，可對趕路的人來說，這意味著一天里最涼快、最舒服的那兩個多鐘頭，已經(jīng)白白扔掉了。

這買賣劃算嗎？

太劃算。

只要能全須全尾地到地兒，比啥都強。

第二筆賬，是一筆關(guān)于“活下去”的工程賬。

車隊往西扎進去，眼前除了戈壁還是戈壁。

這地方就一個死穴：沒水。

大概九點十分那會兒，路邊出現(xiàn)了一幕讓人直瞪眼的景象。

馬里千趕緊在日記里記下了這么一筆：

路邊的坎兒井（日記里叫坎井），一排排一列列，有的能拉出去兩公里長，每一列都得有五六十個井眼。

這工程量，大得嚇人。

你可能會納悶：在這么個鳥不拉屎、半天見不著一個人影的地方，犯得著費這移山填海的勁，去挖這幾公里的地下暗溝嗎？

直接引地面的雪水就不行？

還真不行。

這就是戈壁生存的殘酷法則。

這地方日頭毒，蒸發(fā)量大得驚人，水要是走明渠，沒流出幾里地就被太陽曬干了、被沙土吸沒了。

想把天山的雪水引到綠洲來，唯一的招兒就是讓水在地下鉆地道。

這幾列長達兩公里的坎兒井，那是幾代人把命搭進去才挖出來的。

這筆賬是這么算的：要是不扔下這巨大的血本去挖井，這兒就不可能有綠洲，二堡、三堡這些落腳點就得從地圖上抹去。

沒落腳點，這條橫穿西北的交通大動脈立馬就得斷氣。

所以，這哪是種地的水利工程，這是保命的戰(zhàn)略投資。

快十一點的時候（十時四十九分），車隊到了三堡。

眼前的景象，算是給上面的投資回了本。

在這個漢人和維族老鄉(xiāng)混居的地方，不光有“漂亮”的莊稼地，種著芝麻高粱，更絕的是，這荒島一樣的地方，居然戳著個警察分局，還有個小學(xué)。

在一片被戈壁圍死的孤島上，養(yǎng)著一個警察局和一所學(xué)校，這行政開銷大得沒邊了。

值得嗎？

要是按做生意算，褲衩都得賠光。

但要是從治理國家的角度看，這錢必須花。

哪怕這兒就幾十戶人家，只要灶臺還冒煙，這條路就是通的，國家的手就能伸到這兒。

馬里千在這兒吃了碗刀削面。

這碗面，全靠那幾公里坎兒井引來的水，還有警察局維持的秩序，才能安安穩(wěn)穩(wěn)端上桌。

下午的路程，讓人看到了維持這條生命線的另一種代價——人的代價。

下午兩點來鐘，車隊路過瞭墩。

這地兒雖然掛著派出所的牌子，可原本四戶人家大多都搬空了，那股荒涼勁兒直往骨頭縫里鉆。

就在這無人區(qū)，馬里千碰見了兩撥人。

一撥是下午兩點一刻碰見的電工隊。

他們正順著桿子往北去修電話線。

另一撥是三點四十五分遇上的兩個郵差。

這倆人趕著幾頭馱滿郵件的駱駝，正往西邊晃悠。

把這兩個畫面拼一塊看，特別有勁兒。

可他們干的是同一攤子事：在荒無人煙的戈壁灘上，死命護著信息的流動。

那個修線的電工，可能好幾天連個活人影都見不著；那兩個趕駱駝的郵差，這一走可能就得在戈壁上耗半個月。

圖啥？

不圖名不圖利，這是一種沒法選擇的“硬扛”。

馬里千是個讀書人，看著天山積雪，腦子里蹦出來的是李頎的《古從軍行》：“白日登山望烽火，黃昏飲馬傍交河。”

他想的是歷史的蒼涼和昨天戰(zhàn)報帶來的憋屈。

可對于那些修線的電工、趕駱駝的郵差來說，哪有閑工夫扯那些詩情畫意。

他們的任務(wù)簡單粗暴：線斷了得接上，信到了得送達。

正是這些不起眼的小人物，像釘子一樣死死釘在戈壁灘上，才硬是把這條路撐成了一個完整的通訊網(wǎng)和物流網(wǎng)。

這天的路走得也不順溜。

正午十二點，麻煩來了，車趴窩了。

風(fēng)嗚嗚地刮，一車人就這么被扔在茫茫戈壁里。

擱現(xiàn)在，打個救援電話就行。

但在1944年的戈壁灘，車壞了只能自己救自己。

他們鼓搗了四十分鐘，一直折騰到十二點三十五分才重新打著火。

這四十分鐘里心里有多發(fā)毛，馬里千沒細說，但咱能想出來：前不著村后不著店，風(fēng)沙呼嘯，真要修不好，那后果誰都不敢想。

下午五點，車隊進了山區(qū)，路更難走了。

“兩邊的山像是要擠過來”，公路就在溝底下來回繞。

快到七角井的時候，還得翻過像墳包一樣的土梁子，路上全是虛土，車顛得骨頭架子都要散了。

終于，熬到下午六點零三分，車隊進了七角井。

這一天，他們硬是啃下來一百九十公里。

咱們回頭盤盤這190公里的“成本賬”：

時間賬：從早上八點一刻磨蹭到下午六點，耗了快十個鐘頭，平均一小時跑不到二十公里。

保命賬：得靠軍隊護著，還得在廟門口干耗著等。

基建賬：全靠那龐大的坎兒井系統(tǒng)吊著沿途綠洲的一口氣。

人工賬：全靠那些孤獨的電工和郵差拿命在撐場子。

這就是1944年的中國大西北。

雖說南邊的防線像紙糊的一樣被捅破了，大榕江也沒守住，可在這片西北戈壁灘上，這個國家還在咬牙堅持運轉(zhuǎn)。

照樣有人在挖井，照樣有人在種地（哪怕就兩戶人家），照樣有人修電話線，照樣有人送信，照樣有警察守著那幾間破房。

馬里千在日記里感嘆世道太亂。

但他記下來的這些瑣碎事兒，剛好回答了一個大問題：

在這個最讓人絕望的時候，中國為啥沒散架？

答案不在那些震天響的口號里，全埋在那一列列鉆地的坎兒井里，藏在那一隊頂著風(fēng)沙修線的電工身上。

就是這種認死理兒的韌勁，硬生生熬過了那個最冷的冬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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