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以為過年是"自古就有"的。

真相是：正月初一這個日期，差點在民國徹底消失，是一份官員遞上去的呈文，用換名字的方式，把這個節(jié)日從歷史的刀口上救了回來。

在漢朝之前，中國沒有統(tǒng)一的"新年"。

夏朝的人在農(nóng)歷一月過年，商朝人在十二月，周朝人在十一月，秦始皇統(tǒng)一六國后，把歲首改到了十月。

你沒看錯，秦朝的人是在我們現(xiàn)在的"十月初一"過新年的。

同一片土地上，不同時代的人，拜的是不同月份的"新年"。

這種混亂，一直持續(xù)到漢朝。

公元前104年，漢武帝劉徹下了一道命令：重修歷法。

朝廷招募了一批天文歷算的人，其中有一個來自四川的民間天文學家，叫落下閎。

落下閎沒有什么官職，就是一個會算天象的普通人。

漢武帝的使者找上門時，落下閎正在家種地。

就是這樣一個人，主持推算出了《太初歷》。

《太初歷》把歲首定在了"寅月"，也就是農(nóng)歷正月初一。

這套歷法的厲害之處，是把太陽的運行軌跡、月亮的盈虧周期和農(nóng)耕節(jié)律三件事，擰成了一根繩子。

正月初一，從此不再是哪個皇帝的隨意選擇，而是天象周期里真實存在的一個節(jié)點。

后世兩千年，改朝換代的皇帝數(shù)不清，卻幾乎沒有人敢動這個日期。

根源就在這里——你可以換朝代，換年號，換旗幟，卻很難跟天象對著干。

落下閎用算術(shù)，給這個節(jié)日裝上了一副無法撼動的骨架。

骨架有了，血肉是一代一代的普通人填進去的。

漢代的文獻里，開始出現(xiàn)"正月旦率妻孥祭祀祖先"的記錄。

那時候過年，核心是祭祖，是告訴先人：又過了一年，家里還好。

魏晉時，除夕守歲第一次被文字記錄下來。

晉朝人周處在《風土記》里寫了三個詞：饋歲、分歲、守歲。

一家人聚在一起，熬過最后一夜，等天亮。

這個動作，我們今天還在做。

到了唐朝，唐太宗李世民搞出了一個新玩意——拜年帖。

用赤金箔做成賀卡，親筆寫上"普天同慶"四個字，賜給大臣。

這個行為在民間迅速流行起來，只不過普通人用不起赤金箔，改用梅花箋紙，叫"飛帖"。

拜年這件事，就這么從皇宮里走進了尋常巷陌。

宋朝人則貢獻了一個讓過年徹底熱鬧起來的發(fā)明：鞭炮。

北宋的《東京夢華錄》里寫：除夕夜，禁中爆竹山呼，聲音傳出宮外。

用紙筒包裹火藥，串成一掛，點燃，噼里啪啦一路炸過去。

這個聲音，從宋朝一直響到今天。

明清兩代，門神、春聯(lián)、福字、年糕、餃子，一樣一樣地加進來。

清朝皇帝還有個特別的習慣，每逢過年親手寫福字，賞賜群臣。

一個節(jié)日，就這樣被歷朝歷代的人，用各自的方式，一點一點堆成了現(xiàn)在的樣子。

沒有哪個人設計了它，是幾千年的集體記憶，把它塑造成了今天的形狀。

真正的危機，出現(xiàn)在1912年。

中華民國建立，廢除農(nóng)歷，全面推行陽歷。

官方明令：禁止過舊歷新年。

政府發(fā)了通知，說以后元旦就是1月1日，農(nóng)歷那個年，不承認，不放假，不許搞慶?；顒?。

這道命令在紙面上寫得很硬氣。

落實的結(jié)果是：老百姓完全沒當回事。

街上照樣賣年貨，家家照樣貼春聯(lián)，鞭炮該放還是放。

民國政府管得了官署，管不了廚房，也管不了那一鍋除夕夜的餃子。

這種拉鋸持續(xù)了將近兩年。

1913年7月，北洋政府內(nèi)務總長朱啟鈐坐不住了。

老百姓在下面年年"違禁"，總這么耗著也不是辦法。

朱啟鈐向大總統(tǒng)袁世凱遞了一份呈文，提出了一個折中方案：把陰歷元旦改名叫"春節(jié)"，允許放假一天。

名字變了，節(jié)日本身留下來了。

袁世凱批了，1914年起正式實施。

于是，一個延續(xù)了兩千年的節(jié)日，靠換名字這個方式，從歷史的刀口上活了下來。

從那一天起，中國才同時有了兩個新年：公歷的元旦，和農(nóng)歷的春節(jié)。

這個格局，一直延續(xù)到今天。

1949年12月23日，政務院通過了《全國年節(jié)及紀念日放假辦法》。

春節(jié)正式成為法定假日，放假三天。

1950年2月17日，新中國迎來了第一個春節(jié)。

《人民日報》在元旦那天發(fā)了公告：各級政府工作人員春節(jié)期間不得宴客、收送禮物、相互拜年。

新中國剛剛建立，百廢待興，過節(jié)也得節(jié)省。

這個節(jié)日走到這一步，已經(jīng)歷經(jīng)了漢武帝的歷法奠基、落下閎的天文推算、歷朝百姓的習俗積累、民國的禁令與妥協(xié)，才變成了我們今天熟悉的樣子。

每一個除夕夜的爆竹聲，背后其實都壓著這一段不輕巧的來路。

很多人只知道過年，不知道這個年，曾經(jīng)差點沒能撐過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