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識局智庫研究組

2月20日，美國最高法院以6比3的投票結果作出歷史性裁決，認定特朗普政府依據(jù)《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IEEPA）實施的大規(guī)模全球關稅缺乏明確法律授權，屬于違法行為。

這對中國是不是重大利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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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理解這場裁決對中國意味著什么，首先必須看清美國國內正在上演的法律攻防戰(zhàn)。

美國最高法院170頁的裁決書由首席大法官羅伯茨主筆，6名對裁決投贊成票的大法官，其核心理由明確而堅定：征稅權是憲法賦予國會的“獨占權力”，IEEPA文本中從未出現(xiàn)“關稅”或“進口稅”等字眼，且該法實施50年來從未被用于大規(guī)模征收關稅。

這被法律界稱為“國本之訴”——它鎖定的不是某一項具體政策，而是總統(tǒng)能否繞過國會擅自征稅的憲政底線。

然而，特朗普的反應速度和政策熟練度同樣令人側目。

3小時內援引《1974年貿易法》第122條簽署新行政令、宣布10%全球關稅（次日又提高至15%）、明確保留232和301條款現(xiàn)有關稅、啟動多項新301調查——這一套“組合拳”顯示，特朗普團隊對美國貿易法工具箱的熟悉程度遠超外界預期。

這一“剛被叫停、馬上又加征”的戲劇性場面，恰恰揭示了這場裁決的深層意味：它并不代表美國單邊主義關稅政策的終結，更多的是博弈規(guī)則的深刻重塑。

正如擁有紐約州律師資格的相關專家所指出的，“關稅杠桿并未被最高法院徹底卸下，只是從‘緊急狀態(tài)無限版’換成了‘法定程序限制版’”。

這意味著什么？

意味著美國對華關稅政策將從“快、猛、覆蓋面大”的總統(tǒng)自由裁量模式，轉向“程序復雜、有明確限制、但法律風險較低”的國會授權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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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最初的問題：這對中國是不是重大利好？

答案是肯定的，但其內涵需要分層拆解。

第一重利好：談判籌碼的此消彼長。

特朗普一直將關稅視為其最核心、最有效的施壓工具，曾直言總統(tǒng)必須能“用關稅來討價還價”。IEEPA路徑被封堵，意味著他失去了那種能隨時威脅加征大規(guī)模、無差別關稅的“殺手锏”。

彭博社分析指出，中國將在接下來的會談中手握“更強有力的籌碼”。這并非虛言——當對方最強的武器被繳械，談判桌上話語權的天平自然會發(fā)生傾斜。

對于中國而言，這是一次重大的戰(zhàn)術性利好——它不僅改變了即將到來的中美領導人會晤前的籌碼分布，更讓中國在對美經貿博弈中握住了罕見的主動權。

第二重利好：近1750億美元的潛在退稅正在路上。

據(jù)經濟分析機構測算，基于本次裁決的潛在關稅退款最高達1750億美元（截至2025年年底已征收約1335億美元）。

雖然實際操作層面“沒有1-2年是拿不到錢的”，但這筆錢最終將從美國政府口袋回流到美國進口商手中，進而緩解輸入美國的商品成本壓力。

對中國出口企業(yè)而言，這意味著下游客戶的采購成本下降、訂單穩(wěn)定性增強。更重要的是，退稅的長期存在將深刻改變美國進口商的預期——他們會更傾向于與中國供應商維持長期合作，而不是急于尋找替代來源。

第三重利好：中國握住了“大豆牌”的主動權。

美國最高法院的裁決意味著特朗普之前基于IEEPA對中國加征的20%芬太尼關稅和125%對等關稅（已在2025年5月取消91%）被終結。

這是最具戰(zhàn)術價值的點。

此前中國同意大量采購美國大豆，很大程度上是迫于高關稅的壓力。現(xiàn)在，既然美國加征關稅的主要手段被判違法，那么中國繼續(xù)大規(guī)模購買美國農產品就不再是“理所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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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利好不等于高枕無憂。

特朗普手中仍有四張明確的“關稅牌”，它們的威脅程度和適用場景各不相同。

威脅最大的，當屬301條款。

這是《1974年貿易法》中專門針對“不公平貿易行為”的重錘，特朗普第一任期即依此對中國大規(guī)模加征關稅。

該條款對中國“威脅最大”，因為它無需走國家安全審查路徑，而是直接鎖定“不合理、歧視性”的貿易行為，且程序上由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主導。

未來，針對中國特定產業(yè)（如新能源、半導體）的301調查可能會密集出現(xiàn)。

其次是232條款，以國家安全之名行關稅之實。

這是特朗普除對等關稅外使用最多的工具，鋼鐵、鋁、汽車乃至下游的櫥柜、家具都曾被納入打擊范圍。

其最大特點是“打擊面廣、沒有時間限制、司法挑戰(zhàn)難度大”。

未來，美國可能以“關鍵供應鏈安全”為由，將更多中國優(yōu)勢產業(yè)納入232調查。

122條款是當前的“應急替補”，允許對全球征收最高15%、最長150天的臨時關稅。

但它存在明顯硬傷：一是適用前提必須是“嚴重的國際收支問題”，而不僅僅是貿易逆差；二是150天到期后能否延續(xù)存在法律爭議。中國政法大學專家指出，這一新關稅很可能像此前一樣面臨被起訴風險。

最具爭議的“核選項”是338條款，來自1930年《關稅法》。它授權總統(tǒng)對“歧視美國貿易”的國家征收最高50%的關稅，無需調查、沒有時間限制。但自大蕭條時代以來從未實際動用，一旦啟用，將引發(fā)全球貿易體系的劇烈震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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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來看，中美關稅博弈或將轉向一個新的階段：從“狂風暴雨”式的總統(tǒng)令模式，轉向“精確打擊”式的法律程序戰(zhàn)。

這一轉變對中國提出了新的要求。過去應對特朗普的“緊急狀態(tài)關稅”，中國更多是被動承受和事后反制。而未來，面對301、232等有明確法律依據(jù)、有程序性要求的工具，中國需要更精準地運用WTO訴訟、對等反制、產業(yè)談判等多種手段，與美國的“精確打擊”進行周旋。

值得注意的是，美方新關稅的法律基礎并不牢固。122條款的適用前提是“國際收支出現(xiàn)根本性問題”，而法律上的判斷依據(jù)是包括資本流動、服務貿易在內的整體國際收支狀況，而非單一的貨物貿易逆差。這意味著，即便特朗普強行推進10%的臨時關稅，各州總檢察長也很可能再次聯(lián)合提起訴訟，司法纏斗將持續(xù)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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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回到最初的問題：美國最高法院的裁決對中國是不是重大利好？

答案是肯定的，但這種利好具有清晰的邊界——它是戰(zhàn)術性的，而非戰(zhàn)略性的。

它讓中國在即將到來的中美領導人會晤前，從一個被動應對的位置轉向擁有更多主動權和交換空間的更有利位置；它讓中國手中的“大豆牌”真正成為可以交換利益的籌碼；它讓近1750億美元的退稅資金正在路上，為出口企業(yè)帶來喘息空間。

但中美關系的長期復雜性并未改變。美國的對華競爭性戰(zhàn)略基調不會因此發(fā)生根本動搖，301條款和232條款依然是中國需要警惕的“精準打擊”工具。相關政策博弈會長期存在，單邊貿易政策傾向會長期延續(xù)，不會因單次司法裁決而發(fā)生根本改變。

對中國而言，當前最明智的策略是：抓住戰(zhàn)術窗口期，在談判桌上爭取最大利益；同時保持戰(zhàn)略耐心，做好應對長期法律戰(zhàn)的準備。

因為在這場關稅博弈中，目前還遠非“終局”，真正的較量還遠未結束。